回想起第一次到济南，那是在1972年，他怀揣着对未来的迷茫和希望报考文工团，结果是悻悻而归。40年过去了，他带着自传《濮存昕：我和我的角色》与泉城读者见面，轻舟已过万重山。

写书这件事不是必修课，但在濮存昕眼中，时间就像流沙，写一本自传于自己而言，是一件“来得及做的事”。媒体、观众、读者有数不完的问题，每回答完一个问题，他会嘴角上扬，自言自语一句“胜利啦”，笑得像个顽童。在他的讲述和自传里，大家得以走进他的内心世界，感受他对艺术的敬畏和热爱。

成为演员

濮存昕是“星二代”，年轻时候的长相是妥妥的“小鲜肉”，如果放在现在，濮存昕这样的人一定会被视为“老天爷追着喂饭吃”的天之骄子。

可濮存昕一开始并没有拿到大男主剧本。父亲苏民曾经是北京人艺的建院元老，当过导演、演员，濮存昕从小在人艺大院里长大，对舞台一点也不陌生。但是他幼年得过小儿麻痹症，长大后又离开北京，在黑龙江建设兵团当了近8年知青，重回北京加入空政话剧团9年后才重回北京人艺，绕了好大一个圈，碰过无数次壁后，回到原点。人生的每一步路都不会白走，后来他演话剧、影视剧，演艺道路越走越宽，濮存昕在书中用了很多笔墨来回忆那段苦日子。他说，“对任何一个人而言，从学校毕业之后走向社会的第一步，都是最值得记录的。”

濮存昕的知青生活从16岁开始，当时的他懵懵懂懂，好像只是去一趟远行，离开了他从小生活的北京，到了黑龙江，去玩，去保家卫国。

热情随着时间被冲淡，他开始想家了，但是北京户口已经销了，他有家不能回。濮存昕想过很多门路回北京，考文工团一次次失败，希望的火苗一次次被掐灭。那段日子，充满着激情，也弥漫着对未来的恐慌。

对待这段人生的“弯路”，濮存昕心怀感恩。他说，父亲眼中的他，最大优点是责任心重。不管干什么事情一定会尽可能干好，哪怕是违心的，只要应了就得做，做就要做好。这种品质其实是在黑龙江当知青时练就的，“那个时候要割麦了，你肯定得割到头，你不割完，到时候别人给你割，丢不丢脸?和你一个班的同学一起坐火车去黑龙江的，他们还在干，你看什么?”

在黑龙江待了7年半，濮存昕对家乡的思念与日俱增，一起增长的还有与生活对抗的能力，每每回忆起，或与曾经的知青队友重逢，他都会忍不住感叹，“16岁到24岁，给予我们能够稳稳当当地做事情、老老实实活着的能力，那段生活很重要，苦得不能再苦了之后的生活你就不在乎了。”

但濮存昕又是幸运的，一路上他遇到过很多贵人，赏识他的才华和努力。他说自己是一个有福气之人，在人生中非常重要的转折点上，都有人在帮他。

在空政话剧团当了多年部队演员后，濮存昕仍然挂念着人艺，但以父亲的性格，绝对不会为了儿子说半句话，更不会走后门。后来是前辈蓝天野，借调濮存昕来演《秦皇父子》，为梦寐以求回人艺的濮存昕打开了一扇窗。蓝天野主动找到了濮存昕，还拉来了王贵团长，要一起培养这个年轻人。到人艺后濮存昕就笃定，这是他“咬住青山不放松”，来了就不走的地方。

濮存昕的讲述娓娓道来，从侧面折射出新中国表演事业的发展进程，中国演艺事业中一座座“大山”式的人物通过他的视角被还原出来，他们是那么纯粹、那么可爱，曾经的演艺圈是那么晴朗。父亲苏民曾因业务上的分歧与当时的人艺院长于是之先生闹了矛盾。然而，于是之并没有因此冷落濮存昕，还力荐他演了李白。在濮存昕的成才道路上，王贵、蓝天野、英若诚、林兆华等人艺一代代前辈们的提携都功不可没。

学艺先学德，做戏先做人。真正地生活过，过过苦日子，也见过真正的大家。成名之前的日子为濮存昕铺就了人生永恒的底色，永不自满、追求更好。

自学成才

上完六年级后，濮存昕就没有在课堂上再学知识，后来他能成为表演艺术家，还有机会出书，很大程度上都是自我勉励，把社会、舞台当课本，自学成才的结果。从回归舞台，他以继承老一辈艺术家的优良传统和人格风范，坚守对戏剧艺术的赤诚热爱，坚守艺术的理想、戏剧的品格，40多年的磨砺，成为新时代艺术大家的典范。

演员一定要多读书、会读书，濮存昕一直践行着。

他下乡时所在的团部，图书馆的门可以“随意进出”没人管，给他提供了便利阅读环境。“那时候已经没图书馆了，原来老农场留下的图书馆，一扒拉，锁就掉了。”那些书为离家在外的濮存昕提供了精神食粮，抱着“解闷”的想法，读了很多在后来看来尤为重要的书籍，为他的表演事业提供了养分。

至于读什么书，濮存昕说，“应该看那些和自己没关系的书，而且越多越好，你必须参照太多的事情，没准你一下就顿悟了，想不明白的事儿明白了，绕不过去的弯子、钻不过去的牛角尖儿，就过去了，起作用的就是这些杂学，一些反面的东西。”在他看来，学习这件事对于一般的学生来说，只会完成任务式地一堂课一堂课地去考试，而对于真正的好学生来说，一定是能够把所有的课连在一起去联想。

好书要反复读，濮存昕说现在当导演导的戏都是过去曾经演过的，再重新读剧本，才发现原来都没理解，所以重读经典是他60岁以后在做的事。这次出门，他就带了鲁迅的书，“要重读、复读以前看过的好书。”

演过李白，也读过很多诗，濮存昕也从中汲取到养分，在他心中，中国的词句，中国的语言和文字真的妙极了。“读这些诗的时候，其实我们在体会灵魂与先贤们对话，在文学中间，我们可以互相参照，客观的空间和自我的空间，我的空间和他人的空间。”

“文学艺术看似是无用之学，但是它给予了生命更高的品质。”濮存昕说演员走到底拼的是文学素养。在他心中，真正的演员不是在导演和镜头的帮助下完成表演，表演专业其实是形象文学专业，台词不仅仅是台词，还代表了所思所想，“如果脑后无光，只是台词和台词，只是表面的东西，就不是有思想的语言，它只是别人的语言，附着的是一般人都会有的情感、情绪。而形象的文学，不能失掉文学性，所有的艺术不能失掉文学性。”

焦菊隐先生在未完成的导演提纲中说过的一句话对他影响很深——“与观众共同创造”，濮存昕曾在不同场合提起过这句话，“我们一定要知道，在创作角色的时候、创作形象文学的时候，和观众一起去探讨，探讨这部作品所能够给予台上、台下的共情、共鸣。”

没有最好

“我是通过阅读慢慢知道自己，因为我一直是不成功的演员，30多岁没人理，我出道太晚，起跑线太靠后了，人家起跑线都在前面，但是还好，好在遇到很多能帮助我，遇到很多机会，我都没浪费。”

更多的阅读体验来源于剧本，来源于演的角色。在话剧舞台和影视剧中，他是孙策、哈姆雷特、李白、李尔王、鲁迅、弘一法师……多年过去，那些他诠释过的角色早已和人生相互渗透。演完《哈姆雷特》，他曾留下一段话，“像离开狭窄的闹市，走进无边的原野，我享受到了自由，同时又体味到了艰辛。”成为哈姆雷特的过程，酣畅淋漓，过瘾极了，幸福极了，他感谢哈姆雷特，让他在台上表达出了现实生活中不曾表达出的觉醒，发现了自己都未曾发现的天性。经历了这么多，感悟了这么多，人生是不是就没有遗憾和残缺了?当然不，但可以坦然去面对。

濮存昕曾两次出演《雷雨》，年轻时演周萍，年龄大了又演周朴园。演周朴园的时候再去看《雷雨》的剧本，视角和内心世界已经截然不同，为此他带着所有演员又重新翻开了1934年的版本，在其中找到从未发现的伏笔以及全新的主旨。

他承认，即便到了70岁，他依然没有到达前辈所及的高度，调侃自己“我不是站在他们的肩膀上，我还没有爬到他们腰。”但他不否认，是真诚让他跟前辈们站在同一条起跑线的，“那个起跑线是什么?就是你质问自己是不是真诚，如果你是真诚的，你永远和你敬仰的前辈们站在一个地方。”

表演的初心是什么?濮存昕用大白话回答，“你不让我干，不给我钱我也干，我就想演。小的时候因为我不出色，我不受待见，但是参加诗歌朗诵的时候，一个人站在台上，演得不好，别人也鼓掌，成就感是那时候生发的。”

在他心目中，一名好演员应该追求审美的三个层次：看—赏—品，为的是让观众的闲情觉得值，观众时间很宝贵。

在谢晋导演的电影《清凉寺钟声》中，濮存昕曾饰演明镜法师，为寻找角色感觉读了《弘一大师传》，也埋下了后来出演弘一法师的种子。濮存昕演活了弘一法师，也把弘一法师的名言“去去就来”刻入了自己的生命中，内化为自己的人生态度。

“轻舟已过万重山。”他形容生命如同长江之水，到他这个岁数长江已经过了南京，很快到吴淞口，可以望见汪洋大海，“没有选择了，就好好喘气就行了。”生命是一场轮回，河水被太阳蒸发变成水汽，又回到喜马拉雅山，变成水滴，再从三江源流向大海。所以弘一法师说“去去就来”，“也许来，也许就不来了。”说这话的时候，濮存昕是笑着的。他感叹一辈子太短了，“顾不上那些羁绊我们、影响我们往前走的事情，来不及生气，来不及争吵，赶紧做事情，这本书是一件来得及做的事情，做完就完了。”

69岁的最后一天，濮存昕在济南看完了泰山对国安的比赛，如他所愿，泰山赢了，他用大半辈子都在超越自己，如今更和时间赛跑，“没有最好，只有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