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8日至9日，第十四届陆家嘴论坛在上海举行。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下称“金融监管总局”）局长李云泽在论坛上表示，将奋力开拓金融监管工作新局面，坚决消除监管的空白和盲区；持续整治金融市场乱象，重拳惩处严重违法违规行为。

这是金融监管总局组建以来,首任局长李云泽首次在公众论坛亮相并发表演讲。兼具金融机构与地方政府工作经验的李云泽，也是首位“70后”正部级“一把手”。

而在5月18日举行的金融监管总局揭牌仪式上，中央金融委员会办公室（下称“中央金融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王江出席。

舆论注意到，王江和李云泽都曾任职地方金融副省长。李云泽更是直接从四川副省长的任上北上进京履新，成为金融监管总局首任局长。

今年以来，金融副省长们的新动向引人关注。在经过地方党政系统历练之后，无论是继续在当地留任，或是重返金融业，又或是再次回到金融系统成为监管者，金融副省长们似乎成为了一支干部的生力军。

“金融副省长”们“归来”

近年来，各地政府配备金融副省长并不鲜见。

2018年前后，在原有的常态化干部交流机制外，一批年富力强的金融系统干部赴任地方成为新趋势、新现象。他们多是从一行两会、国有银行直接转任省级政府副职，因而被舆论称为“金融副省长”。

今年以来，在地方任职多年后，不少金融副省长从地方“归来”，职级晋升也开启了加速度。

李云泽便是回归到金融监管部门的金融副省长，且在职位级别上更上一层楼。

公开资料显示，李云泽出生于1970年。他曾长期工作于银行系统，曾在建设银行工作超过20年，后又出任工商银行副行长。2018年9月，李云泽出任四川省副省长，成为备受关注的金融副省长之一。2022年5月，李云泽任四川省委常委，省政府副省长、党组副书记。

5月18日上午，在金融监管总局揭牌仪式上，王江出席。这是王江首次以中央金融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的新身份公开亮相。

公开简历显示，王江生于1963年。往前回顾，王江的金融第一站是建行系统，并在此工作了16年。履历颇丰的他曾在四大行中的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担任过行长。2017年7月，王江被派往江苏担任副省长，成为当时全国为数不多的金融副省长之一，后于2019年回归银行业。

组建中央金融委员会、组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是新一轮中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的重要安排。此前，谁将出任金融监管总局局长成为市场最大的悬念之一，坊间也多有猜测。

有分析称，此番金融监管机构改革进一步理顺了监管体系，压实各方责任，相关机构负责人选确需多方考量。可见，从地方归来的金融副省长们，被赋予更多的期许。

事实上，今年以来，还有其他金融副省长们从地方“回归”。

今年4月，接任中国银行董事长的金融副省长葛海蛟，就任该行董事长前曾担任河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等职，更早时期曾在农业银行、光大集团股份公司工作。

5月，国家开发银行发布公告，谭炯任国家开发银行副董事长、行长。谭炯此前亦长期在金融系统任职。公开资料显示，2019年9月，谭炯调任贵州省副省长，后当选为贵州省委常委，兼任省委统战部部长等职。2023年2月起任国家开发银行党委副书记。

分析普遍认为，随着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新一轮金融人事更迭大幕已经拉开，中管金融机构也会迎来一波人事变动。相信年内还会看到一些金融副省长的新动向。

“现在部分金融机构的重要岗位还有空缺，还有一些干部面临到龄‘交棒’的问题。”招联首席研究员董希淼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分析，比如工行、建行的董事长已明确将在人大、政协任职，下一步必定涉及职位的变动。“这一轮大的人事调整什么时候能完成也很难说。”

“金融副省长”们的下一站

“金融副省长”现象背后，有着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也成为金融干部锻炼提升的新路径。

在经过地方党政系统历练之后，金融副省长们走出了不同的发展路径。

比如，现任中信集团董事长朱鹤新就曾出任四川省副省长。2018年，他返回金融街，出任央行副行长。2020年3月，朱鹤新出任中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现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副总裁的李波，也曾任职重庆市副市长，其间分管地方金融监管和金融工作等。2021年4月，李波再次回归央行，出任央行副行长。2021年8月，李波出任IMF副总裁一职。

更有一些金融副省长们留在当地，跻身省级党委常委。

2018年1月，时任央行副行长的殷勇出任北京市副市长，当年12月跻身北京市委常委。2022年6月，殷勇当选为北京市委副书记。今年1月，他当选北京市市长。

2018年，时任上海证券交易所理事会理事长的吴清履新上海市政府党组成员。更早之前，他在中国证监会供职多年。2019年9月，吴清进入上海市委常委行列；2021年12月，吴清出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

2018年出任福建副省长的郭宁宁，于2021年获任福建省委常委；2018年出任天津市副市长的康义，于2022年出任国家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天津市常务副市长刘桂平，2016年任重庆市副市长，此前曾任建设银行行长等职；2021年3月调任重庆市副市长的蔡允革，2022年出任重庆市委常委。

“金融行业专业性较强，金融行业对于行业人才所具备的素质要求是多方面的，除了本身专业知识、能力之外，还需协调方方面面的关系。”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徐洪才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在大银行、金融监管部门成长起来的干部，大多专业能力很强，这些人才充实到地方政府从事金融管理工作非常合适。这种人才交流机制对促进经济发展、维护金融稳定都有重要现实意义。

在外界看来，在地方工作可以体现和提升干部的能力。金融高管在地方任职，在利用自身优势为当地经济引入金融活水、营造良好金融生态之外，对其个人履历和生涯也是一笔财富。这也是国家大力推行政府和金融系统人才交流的原因之一。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地方经济发展离不开金融。能够来一个行家里手作为地方分管经济金融工作的‘父母官’，再合适不过。”徐洪才说，政府和金融系统干部的双向交流，未来可能形成常态化机制。

董希淼亦认为，应当推动具有金融专业知识和从业经历的人，在地方政府领导岗位任职，“不仅局限于省级政府，还包括市级政府，县级政府”。

全国过半省份配备“金融副省长”

在金融副省长们人事更迭的同时，还有一部分仍服务于当地，肩负起为当地经济引入金融活水，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化解地方金融风险等诸多使命。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不完全统计，截至5月底，全国有18个省份配备了来自金融系统的金融副省长。这意味着，全国已有超过半数省份拥有金融副省长。

从他们的履历看，多是从“一行两会”、五大行、政策性银行成长起来的金融干部。而在金融副省长的人才选拔候补梯队中，也开始出现地方金融局局长的身影。在董希淼看来，金融副省长逐渐成为各省标配，一是体现了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重视，二是确实也是地方发展的现实需要。

“金融工作是非常专业的，专业的事情需要专业的人去做。”董希淼直言，一方面是需要金融服务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是防范区域性金融风险，近年来地方金融发展很快，但也凸显了不少问题，比如此前P2P及地方各类金融机构的风险事件等。这都需要专业的人来领导分管，这就是金融副省长产生的背景，“不光是金融副省长，有些地方还有金融副市长、副县长”。

徐洪才分析认为，随着金融监管的框架调整，新的金融监管基本框架已经形成。本次机构改革方案，突出强调了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统一领导，体现了金融事权主要是中央事权的要求。其中，从中央层面设立中央金融委员会、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取消了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这涉及两个层面的关系，一是党和政府的关系，二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一是突出强化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能够加强金融一体化的协调，坚持金融工作的政治性和人民性。此前的“一行两会”格局变为“一行一局一会”，各个部门各司其职，更加有利于金融行业化解腐败隐患、不合理因素，使其更健康地发展。

二是明晰了金融监管领域的央地关系。建立以中央金融管理部门地方派出机构为主的地方金融监管体制，涉及前者与地方政府原金融监管机构之间关系的协调。例如，地方金融监管对“7+4”的机构中存在的风险等。再如地方金融控股集团，属于地方国有资产，参股、控股了很多金融机构，银行、证券、保险林林总总，对其行为的监管，地方政府负有重要责任，最终服从中央的领导。

他直言，金融机构和地方党政系统之间的人才交流，有利于提高地方金融监管职责的相关人员干部的综合能力，“地方政府办公厅派出的一些干部，对于业务并不一定熟悉，外行领导内行是不行的。”

在董希淼看来，地方政府对于金融的重视更多还是体现在金融人才身上。

“大家看到了金融副省长这个群体，但光有这个群体还不够。”董希淼认为政府领导岗位应当引入更多具有金融专业背景的官员。“以及当地监管机构，特别是一些中小金融机构，不能老派行政官员去，要让真正懂金融的人去。”

在董希淼看来，地方党委和政府提名中小银行高管人选，应将从业经历、专业素质放在第一位，切勿让缺乏金融从业经验的行政官员在中小银行任职。监管部门应用好任职资格核准等制度，对中小银行高管特别是“一把手”人选进行严格把关。

“现在一些地方党委和政府有这个习惯，总要把没有金融从业经历的行政官员、没有金融从业经历的人派去当银行董事长，这很容易出问题。”他举例称，比如已落马的恒丰银行前任董事长蔡国华，就曾任职烟台市副市长。被查的浙商银行原董事长沈仁康，曾任职衢州市市长。“没有金融从业经历的人，纯行政官员，没有金融从业经验，很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