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初，我因为参与了复旦大学战玉冰兄主持的《福尔摩斯中国奇遇记》文献整理项目，便利用春节假期开始陆续整理一些晚清、民国时期中国作家创作的“戏仿福尔摩斯”小说。

某天下午，我以“福尔摩斯”为关键词，在“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进行检索，结果不但发现了一篇此前整理存目时未见的作者署名“平青”的小说《福尔摩斯到宁波后》（后来才知道“平青”就是宁波作家庄禹梅，笔名有庄病骸等），还对民国时期福尔摩斯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有了新的认识。

此前，研究者主要将目光对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民国出版业巨头对《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的翻译和出版情况，关注的多是供成人阅读的通俗文学期刊，鲜有人将当时的儿童读物纳入观察视野。那天，我竟意外在一本《高小国语读本》中发现了“福尔摩斯”的身影，于是赶紧到孔夫子旧书网淘了一本实物回来。

这是一本上海中华书局印行的《新编高小国语读本（四）》，编者吕伯攸、朱文叔、徐亚倩，校者是中华书局的创办人陆费逵。版权页上写的是民国廿八年（1939年）二月四八版。封面标有“教育部审定”“初审核定本”“修正课程标准适用”字样。由此可知，这是一本正规的民国高小国语教材。

全书共计36篇文章，其中“二五”“二六”两部分合为一篇《福尔摩斯》，经核对发现内容摘编自“福尔摩斯探案”之《四签名》第一章《演绎法》。编者将《四签名》原著开篇中“福尔摩斯注射可卡因”这样“少儿不宜”的情节删去，保留了福尔摩斯运用“演绎法”进行推理的两个经典案例：其一，通过华生鞋子黏着红土推测出他去过维格摩亚街的邮电局打电报；其二，通过华生的一块旧表分析出他哥哥的为人。福尔摩斯最为读者津津乐道的推理方法就是著名的“演绎法”，编者通过缩写的方式为当时的中国学生展现了福氏侦探术的精髓。也许当时就有小孩子，在读了这篇“课文”之后直接爱上了侦探小说也未可知。

《新编高小国语读本（四）》初版本我尚未得见，但查孔夫子旧书网的销售和拍卖记录发现，该读本第3版的出版时间是1937年7月，到1941年6月至少已出到104版。4年时间，再版印刷多达百余次，畅销程度可见一斑。

民国高小国语读本中出现的“福尔摩斯”故事，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彼时一些知识分子对侦探小说“开启民智”作用的笃信，也足见福尔摩斯在当时传播之广，接受度之高，不仅供成人消遣的《福尔摩斯全集》不断再版和重译，就连为孩子进行科学思维启蒙也离不开大侦探福尔摩斯的“演绎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