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74岁的老人，一把吉他背在身后，犹如行走江湖的大侠。

他亲自为辛弃疾谱曲编曲《青玉案·元夕》，这是第一次登上舞台亮相。

前奏一响，失真吉他划破空气，炸裂的鼓点瞬间点燃热血，连评委都震惊地捂住嘴巴。

声音高亢中带着沙哑，极具穿透力，犹如草原的苍老雄狮，发出低沉的怒吼。

诗词的点睛之处，歌曲也推向高潮，老人挥舞手臂，直指苍天，满腔热血激情迸发，豪气冲天！

一曲唱罢，老人朗诵诗人艾青的《我爱这土地》。

声音沙哑，皱纹颤抖，拳头紧握，这不是朗诵，像是发自肺腑的呐喊。

呐喊出几十年的颠沛流离，和对这片热土的深切热爱。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声嘶力竭地喊完最后一句，老人佝偻着腰，缓缓弯曲膝盖，捂住泪水盈满的眼睛，仿佛要亲吻这片土地。

也许提起他的名字，许多人并不熟悉，但提起他创作的歌曲《一剪梅》《迟到》《阿里巴巴》，毫无疑问象征着一代人的青春记忆。

他就是台湾流行乐坛教父——陈彼得。

在广州市郊僻静处的一栋居民楼里，老头儿租下12平米的门面，开了一家名叫77G的餐馆。

餐馆里卖台式快餐和奶茶，也卖成都担担面。他亲自采购、亲自掌勺、亲自招待客人，每天系着围裙忙得不亦乐乎。

周围的居民只认他是餐馆老板，路过时会打趣，“什么时候再做哨子面啊？”老头儿乐呵呵附和着。

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个一身油烟味儿、貌不惊人的老头儿，竟然是台湾乐坛教父级别的人物。

他演绎过金曲无数，曾经伴随了几代人的成长。

严冬：听陈大师的时候还是个懵懂少年，那时候大街小巷到处都是他的“阿里，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当时一些音乐团演出，主打歌也是翻唱他的《迟到》。也算是听着陈大师的歌声长大的。

包军：时光倒流，三十多年前，几个坏小子，坐在夏日的台阶上，抱着一把红棉吉他，合唱：“阿里，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我可爱的她呀在哪里，为什么没有她的消息”……青春，岁月，一去不回头！

他是台湾流行音乐第一推手，一手捧红费玉清、凤飞飞、高胜美、杨钰莹、高凌风，称霸70、80年代的台湾乐坛。

无论你是无名小卒，还是歌厅驻唱，只要唱一首他写的歌，第二天准能红遍大江南北。

但是，他厌恶娱乐圈的种种虚伪和潜规则，在名气极盛时选择归隐，在北京给窦唯、何勇等内地第一批摇滚人录音，在广州开餐馆乐得逍遥……

大师为何能成为大师？又为何从台湾回到大陆？这30年来，陈彼得的坎坷经历足以书写一部传记。

1947年，陈彼得出生于成都。他的父亲是广东潮汕人，母亲是成都人。

3岁时的他尚还懵懂，便随父母举家迁到台湾。从此故乡隔着一湾浅浅的海峡，只剩稀薄的记忆。

大学时期，陈彼得考入成功大学“机械工程”专业，地位相当于清华大学的土木工程，可谓是人人艳羡。

但是骨子里的叛逆，让陈彼得无法忍受枯燥刻板的知识。他对学校和教育嗤之以鼻，不愿意“从高考的十八层地狱堕入十九层地狱”。

怀着对音乐的狂热，他开始到各大歌舞厅驻唱。还自制一把电吉他，和陶大伟（陶喆的父亲）组建乐队，成为台湾最早一批流行歌手。

“大学时代，有俱乐部办舞会，我和乐队就去伴奏，一晚上能挣50块钱。”

他不爱唱当时台湾流行的音乐，而是沉迷于披头士、猫王等摇滚歌曲，抱着吉他反反复复练习。

1972年，陈彼得刚刚28岁，赶场时和当红小生余天同坐一辆轿车。陈彼得无意间吹起口哨，余天听到眼前一亮，问这是什么歌？

陈彼得回答，这是我随口吹的。

余天激动地说，快，快记下来！

这首歌就是后来《含泪的微笑》，成为余天经典专辑《男人青春梦》的主打曲，至今仍是脍炙人口的经典。

自此，陈彼得抱着一把吉他，开始疯狂创作。他十分反感当时大行其道的情歌，在邓丽君当道的年代，他发誓要改变台湾歌坛软绵无力的现状。

随后，他一气呵成地创作出许多经典，奠定了台湾音乐教父的地位。

他为费玉清写下《一剪梅》《几度夕阳红》，费玉清立刻大红大紫，人人尊称“小哥”；

他为刘文正写下《迟到》《一段情》，原本不温不火的刘文正马上声名远扬；

他为杨钰莹写下《等你一万年》，为陈明写下《灯火阑珊处》，助力两人的歌唱事业达到巅峰。

还有很多歌手，都因为唱过他创作的歌曲而走红或者愈发大红大紫。

陈彼得创作的先锋性在于，他第一次引进西方流行乐，融合了R&B、摇滚、迪斯科舞曲等时髦的元素，引领全国两岸流行乐的风潮。

除此之外，在陈彼得1982年发表的专辑里，滚君发现一首有趣的歌，叫《司机摇滚》。

布鲁斯调皮的调调，忽高忽低的唱腔，夹杂着司机师傅和乘客对话的采样，肆意爽快。

这样的歌曲在悲伤情歌当道的年代，无疑是“小流氓”一样的存在。

毫无疑问，陈彼得是台湾乐坛的反叛者，也是当之无愧的台湾流行乐教父。

1988年，台湾和大陆关系紧张，人人自危、如履薄冰之时，陈彼得却直抒胸臆写下《吾爱吾国》。

原本他“异乡人”的身份就引人排斥，这首歌更是把他推向风口浪尖。

电视台的编导不怀好意地问他，“这个国是指哪个国？”

陈彼得不卑不亢，淡然诘问，“你是哪个国？”

可想而知，在当时敏感的政治环境下，这首歌还没发行，就收到一纸禁令，胎死腹中。

在台湾被排斥挤兑，再加上演艺工会事务繁重，他不幸患上抑郁症，并且有恶化的趋势。

当时的台湾大陆已经不能直通，但他心中无法抑制对故乡的思念，辗转日本和香港，最终踏上大陆的土地。

他直奔出生地成都，去寻找母亲念叨过一万遍的担担面。他一口接着一口、狼吞虎咽地吃面，豆大的泪水止不住地掉进碗里。

也许现在你能明白，他吟诵《我爱这土地》时，为何满眼热泪。

回归大陆怀抱的陈老，抛开过去“台湾流行乐教父”的辉煌，开始过上半归隐的生活。

他四处游走，回归大自然，吃天然食物，清空体内和心灵上的污浊，抑郁症渐渐自愈。

2000年，《同一首歌》邀请陈彼得在首都工体唱《一条路》，借此机会结识了不少北京的音乐人，萌生出定居北京的想法。

他搬到北京三元桥附近，开了一间名叫“喜鹊棚”的录音棚，为当时热爱摇滚的年轻人提供帮助。

有一次，春秋乐队的主唱杨猛没钱了，陈彼得看他“很有才、很努力，也太辛苦”，自掏腰包支持他搞音乐。

当时窦唯、何勇、谢天笑、窒息乐队、鲍家街43号等知名乐队都曾经在他的录音棚里录歌，这里成为中国摇滚乐的根据地之一。

看着这些长发飘飘、瘦骨嶙峋的年轻人，陈老心疼不已。他知道这些孩子们都穷，没钱填饱肚子。

他在录音室里开辟出一个小酒吧，亲自下厨给摇滚歌手们做饭吃。“窦唯总夸我做得好！”提起这段时光，陈老像父亲提起自己争气的儿子一样自豪。

当然，在中国第一代摇滚人眼里，陈老更是值得敬重的前辈。

陈老过生日时，崔健、梁和平为他忙前忙后张罗生日宴，崔健还特意为他弹琴唱歌祝寿，足以见陈老在人们心中的地位。

如今，陈老在广州开了一家小餐馆，许多人以为他没钱了，落魄至此，或者曾经的少年心气已经不再，过上彻底归隐的生活。

但是，真正的摇滚心气岂是随年龄而消逝的？即使是古稀之年的老头儿，陈老也依旧敢于直言、敢于抗争！

他一针见血地批评当下流行乐坛：“目前华人音乐的主要问题是太多浅薄和虚伪，但要写出不浅薄和不虚伪的音乐和歌曲却不容易。正在流行的许多华语歌严重缺乏灵魂，简直是僵尸之作。”

《我和我的祖国》

今年春节,在家乡成都宽窄巷子街头，陈彼得深情唱响《我和我的祖国》，感人至深，温暖人心。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致敬陈彼得，致敬不老的中国心，

致敬所有热爱这片土地、为之骄傲、为之歌唱、为之奋斗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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