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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大国崛起过程中的忧患意识

近代以来的四五百年间，欧美地区通过一系列的工业革命和政治变革，率先在全球完成了近代化和现代化。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美国、苏联先后崛起为世界强国或地区强国。仔细考察这些国家崛起的过程，我们会发现，它们在崛起的过程中对自己的未来发展都曾有过深刻的忧患意识；而几乎所有大国的衰落也是与忧患意识的丧失密切相关的。斗转星移，今天的世界格局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中国的崛起似乎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其表征之一是中国的GDP已雄踞世界第二。然而，世界历史上既有崛起成功的榜样，也有崛起失败的案例；即使成功崛起，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仍有可能衰落。作为崛起中的大国，中国应时刻以世界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警示自己，尤其要记取“康乾盛世”陶醉于天朝大国与田园牧歌中的历史教训，从而让历史照亮未来的行程。

“超级大国”的自负是苏联衰落的重要原因

余伟民 |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11年第1期

文中图片未经注明均来自网络

作为20世纪曾经崛起于世界的一个“超级大国”，苏联的发展一度改变了国际政治格局，成就了几百年来俄罗斯民族的强国主义目标。然而，在世界历史的坐标上，苏联的崛起只是一种“短时段”现象，如果从二战结束后苏联成为世界大国算起，仅40多年，苏联就终结了“超级大国”的崛起之路。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仍然处在现代化进程的相对落后阶段，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至今步履蹒跚。苏联从崛起到衰落的历史，反映了强国主义目标驱动下国家与社会发展不协调而导致的结构性矛盾，一个缺乏“先进社会”支撑的“强大国家”，无论其自我定位如何超前，自我意识如何膨胀，终究要按历史的逻辑回归其客观的历史阶段。

苏联立国之初，新政权的领导人对俄罗斯社会的落后状态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列宁晚年在论证社会主义革命对俄国的意义时，承认政治革命的超前是“特殊形势”造成的历史机遇，在俄国还不具备“实现社会主义的客观的经济前提”的情况下，政治革命的功能是为俄国创造“发展文明”的“并不十分寻常的条件”。为了使俄国“摆脱半亚洲式的不文明状态”，列宁曾现实主义地推行“新经济政策”，通过发展经济来提升社会的文明程度，以达到巩固政权的目的。

斯大林进一步将改变国家的落后状态同强国主义目标联结起来，于1931年提出“落后挨打”论。他列举俄国历史上因落后而挨打（实际上有些“挨打”是沙俄与他国争霸失利）的教训，要求加快发展速度，增强国家实力，赶上和超过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斯大林的赶超战略中，建设强大国家是至上的目标，因为他是以国际政治的“弱肉强食的规律”来论证“落后挨打”的逻辑，而且认为这是一场与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生死竞争。“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五十年至一百年。我们应当在十年内跑完这一段距离。或者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被人打倒。”显然，在斯大林的观念中，国家实力（尤其是经济实力所支撑的军事力量）是衡量先进与落后的尺度，至于如何在社会诸层面的现代化及其协调发展等更广义的发展领域赶超先进国家则不在他的视野中。惟其如此，斯大林才会提出十年内由落后变强大的高速赶超目标，因为这种目标的现实性只可能体现在一些具体的经济发展指标上。

如果说，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领导人在国家发展目标的设定上，曾经表现出一种基于巩固政权和迫于国际竞争压力的危机感或忧患意识，那么，随着某些强大国家建设目标的实现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其自我意识逐渐陷入了过高估计国家发展水平和超前定位社会发展阶段的误区。当二战后苏联凭借战胜国的地位和战后初期获得的竞争优势，成为与美国分庭抗礼的世界级大国时，这种自我意识更是膨胀为“超级大国”的自负。

斯大林晚年，上述自我意识已经明显表露。战后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尚未完成，斯大林就要求制定新的党纲，明确规定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间表。根据斯大林的设想，苏联将在20～30年内进入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实现无商品货币的按需分配，经济指标全面超过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显然，这是具有空想特征的“共产主义建设计划”，完全脱离了苏联社会的现实基础（当时的苏联尚未根本解决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同时，这种立足于粗放型工业化的发展战略实质上已经落后于战后正在兴起的新一轮技术革命，而斯大林对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缺乏前瞻，仍然固守战前提出的资本主义总危机观点，并以此设定与资本主义国家竞赛的指标（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指标），把这些指标作为达到共产主义的标准。所以，在超阶段发展目标的背后，实际上是落后的、固步自封的发展意识。斯大林逝世前后，思想保守、体制僵化的苏联社会已经呈现出危机的症候。

赫鲁晓夫执政时期曾经对僵化的“斯大林模式”进行改革。从总体上看，赫鲁晓夫的改革是浅层次的，形式的变化远大于内容，它没有突破“斯大林模式”的基本框架，也没有形成系统的改革理论，政策的调整和改革措施的选择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随意性。所以，在赫鲁晓夫执政后期，随着他本人政策举措的失误、权力集中程度的提高，苏联体制模式所固有的弊端再度凸显。1961年10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二大一方面对斯大林进行了全盘否定性的批判，另一方面却接过斯大林晚年的口号，在通过的新党纲中宣布苏联将在“20年内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同时，在对外政策上，赫鲁晓夫热衷于取得同美国“平等”的霸权地位，以实现“美苏共同主宰世界”的大国目标，因此而酿成了第二次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等重大事件。其实，1950年代刚刚“解冻”的苏联，最需要的发展目标应当是重启曾被耽误和破坏的建设公民社会的进程，以此缓解强国主义目标下国家与社会的失衡。然而，赫鲁晓夫改革的中止使现代社会的发展目标再次被遮蔽于强大国家的光影下，到勃列日涅夫时期，长期积累的体制弊端将社会发展的结构性失衡最终推向全面危机的深渊。

勃列日涅夫以稳定“斯大林模式”为执政的宗旨，在发展战略上也继承了斯大林的强国主义方针。由于勃列日涅夫代表的保守势力占据了苏联政治的主导地位，改革倾向受到压制。苏共二十四大后，连“改革”这个词汇也不再出现于正面宣传中，舆论宣传口径被规定在“完善”既有体制模式的主题上。正是在这种保守意识的指导下，勃列日涅夫提出了为体制的优越性和合理性辩护的所谓“发达的社会主义”理论。1967年11月7日，在庆祝十月革命50周年大会上，勃列日涅夫宣称，苏联已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1971年苏共二十四大报告中，勃列日涅夫进一步论述了这个观点。此后，苏联理论界从各个层面为“发达的社会主义”理论作了大量的宣传论证，1977年，这个理论观点被载入修改后的苏联宪法，成为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意识形态标志。

以“完善”既有体制为宗旨的理论和政策，使一度受到改革冲击的“斯大林模式”得到修补和延续，其结果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苏联社会发展的停滞，并在勃列日涅夫晚年再度出现了类似斯大林晚年的由体制僵化而走向危机的状态。197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的经济增长率呈逐年下降趋势。因受旧体制的束缚，苏联的发展战略始终难以转到以技术创新为动力、以效益为中心的集约化轨道，经济结构调整止步不前，传统的粗放式发展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重工业的片面发展既压抑了人民的消费水平，又阻碍了新兴产业的发展。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又一次失去了利用技术革命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的机遇，而且在新技术领域拉大了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尽管如此，自我陶醉于“发达的社会主义”的勃列日涅夫对危机征兆并没有予以重视，而是沿着强国主义的轨道，通过大力发展军事工业彰扬国威，追求“超级大国”的地位，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其结果是，虽然在一段时间内苏联的军事力量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对外扩张也达到空前的范围，但它的经济结构因军事工业一家独大而进一步畸形，综合国力逐渐衰退，社会矛盾不断积聚和深化。这个崛起于国际政治舞台的“超级大国”实际是个跛足巨人，在现代化的历史坐标上并不具备引领世界的先进性，依靠非均衡发展的巨大社会代价所成就的霸权不仅难以持久，而且埋下了衰落的祸根。

苏联从崛起到衰落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现代化本质上是社会的转型，如果国家发展的目标背离或遮蔽了社会发展的目标，那么国家的目标就会异化，就会出现国家与社会的发展性悖论，乃至形成“强大国家”（即国家机器的强大和国家疆土的扩张）与“落后社会”（即社会转型的难产和社会发展的停滞）的不对称格局。因此，片面的强国主义目标会构成社会转型的严重障碍，使社会现代化的历史使命难以完成。从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他们曾经实现了历代俄国沙皇都在追求的强国霸业（斯大林将国家的版图扩展至最大，勃列日涅夫将国家的军力提升至最高），但是，这个“超级大国”终究一朝解体，回归其相对落后的历史本位。如果说，在大国崛起进程中确实需要一种理性的忧患意识，那么，必须摒弃虚幻的大国自负心理，尤其是不能将霸权误认为先进，不能将局部的、暂时的比较优势误认为全面的、根本的优越性，以致丧失改革的动力，偏离现代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在这个问题上，苏联历史是教训深刻的镜鉴。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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