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城是《史记》作者司马迁的故乡，褚锦锋曾主政此地，担任三年多市委书记。褚锦锋曾在多个场合谈到了司马迁，认为《史记》是千百年来中国人评判是非的参照标准。

然而《史记》记载的诸多历史教训并未令其警醒，去年3月中旬，陕西省纪委监委发布消息，陕西省果业中心党委书记、韩城市委原书记褚锦锋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

今年4月，官方披露有关褚锦锋的更多贪腐细节。陕西省纪委监委指出，褚锦锋是集政治蜕变、经济贪婪于一身的腐败典型，盲目举债，铺摊子上项目，被“政治骗子”骗走500万元。

褚锦锋生于1966年3月，18岁考入渭南师范专科学校，毕业后在渭南市财政局工作多年，曾任渭南市财政局国库科科长。

2002年12月，褚锦锋到韩城市（省辖县级市，渭南市代管）工作，36岁任市政府副市长，之后历任渭南市政府副秘书长（正县），渭南市发改委主任等职。

2016年1月，褚锦锋再到韩城市工作，任韩城市市长（副厅级），2018年4月任韩城市委书记，2021年8月任陕西省果业中心党委书记，直至去年3月被查。

值得一提的是，陕西省果业中心是陕西省农业厅直属单位，副厅级干部褚锦锋在此工作一年半后即被查。

韩城市是褚锦锋仕途的重要一站。包括任副市长、市长、市委书记，他在此工作时间超过8年，其中任市委书记三年多。

接“天线”被骗走500万元

褚锦锋是如何被骗走500万元的？官方披露的信息显示，这与一位谎称在中央某机关工作的李军（化名）有关。2018年7月，担任韩城市委书记仅三个月的褚锦锋在北京结识了李军。

陕西省纪委监委披露的信息显示，彼时的褚锦锋从市长跃升市委书记，特别是又当选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职务和身份的变化激发了他的野心。褚锦锋萌生了要干大事、居高位的想法，“错误地认为不仅要能干事，关键还要让领导知道自己会干事”。

上文提到的李军是韩城当地企业老板王某引荐给褚锦锋的，李军告诉褚锦锋，自己认识“大领导”，可以为其在职务晋升上提供帮助，两人一时竟以兄弟相称。

同年8月，李军提出要500万元“活动费”，褚锦锋遂安排韩城市一家市属国有企业董事长斯某，挪用公款450万元转给李军。

1个多月后，李军再次提出需要100万元。这次，褚锦锋向一名曾在韩城市承揽过绿化工程的私人老板索要100万元转给李军。

此外，为了表达诚意，褚锦锋不仅为李军的女儿在韩城市安排了工作，而且授意组织部门违规将王某、斯某发展为中共预备党员——两人的入党申请书日期、职务等都是伪造的。

李军并没帮褚锦锋搭上“天线”，相反，褚锦锋还为此失了“底线”。2020年8月，李军被北京警方抓获。一年后，李军因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

担心结交“政治骗子”跑官买官一事败露，褚锦锋于2021年先后两次到陕西省纪委监委说明情况，谎称自己与李军交往，是为韩城光电产业争取资金，两人并无经济往来。

之后，褚锦锋向西安某商业运营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索要430万元，并将自己收受他人的300万元交给张某，用于弥补挪用公款的窟窿和上述国有企业的损失。

被查后，褚锦锋说，跑官被骗败露后，整日惶惶不安，“时常在梦中惊醒，在黑暗中哭泣，血压飙升，整个人失了形，就像掉入了井中的困兽无力挣扎”。

他在忏悔书中用“痴狂”二字形容其当时的状态，“只想着大干快上出政绩，一门心思往上爬，错误地认为自己靠山不高、圈子不大，便在拉关系、找‘贵人’、搞攀附上动心思”。

另外，官方披露信息还显示，担任韩城市市长伊始，褚锦锋就向外界释放出大张旗鼓“搞项目”的鲜明信号。在履新韩城市市长后所作的首份政府工作报告中，他明确提出“打造千亿精细化工园区”“推进24个景区重点项目建设”“重点实施140个城镇建设项目”。

官方资料显示，从2015年12月到2021年8月，韩城市有545个项目存在无立项审批手续、未办理施工许可证、无土地手续等违规问题，其中67个项目由褚锦锋负责决策和实施。

上马大量项目要耗费巨额资金，褚锦锋的思路是“打擦边球、闯红灯”。他把党中央的部署要求抛之脑后，既不严控新增政府债务，也不严防隐性债务风险，甚至不惜违纪违法。

他在忏悔书中提到，项目建设基本上都是“先上车，后补票”，特别是一些基础设施类项目，大多靠政府举债、借钱融资，“因为盲目追求政绩，我没有明确制止这些问题”。

铲除滋生土壤，压缩行骗空间

“褚锦锋的案例比较典型，他急功近利，大搞所谓政绩，‘接天线’的目的就是快速获得晋升。”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如此表示。

对于如何防止“政治骗子”行骗，竹立家说，从源头看，最根本的是压缩“政治骗子”行骗的空间，要对岗位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公开、透明、公正、依法规范权力运行和行使过程。

中国廉政法制研究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彭新林认为，“政治骗子”问题严重污染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这从侧面暴露出一些地方干部管理和选拔工作存在漏洞，以及风气不正的问题。

彭新林认为，防止“政治骗子”行骗，根本的办法是要铲除“政治骗子”的滋生土壤，构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具体而言，即树立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落实好新时期好干部标准，坚决防止一些干部“接天线”“抱大腿”“吃快餐”“走捷径”。

此外，彭新林提到，相关部门应进一步织牢织密监督网络，用明规则取代潜规则，坚决惩治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拉票贿选等非组织行为，真正不让老实人吃亏、不让投机钻营者得利。

中国廉政法制研究会常务理事、华东政法大学纪检监察学院教授魏昌东认为，“政治骗子”借助虚构的事实行骗，是一种客观社会现实，治理此问题的关键，是深入探究“政治骗子”生存的土壤与环境，进而探究其作用的机理，以提出有针对性的治理策略与方案。

魏昌东认为，“政治骗子”的生存空间，既包括他们本身存在的政治环境，还包括“政治骗子”所鼓吹、编造的那一系列的职位晋升通道。“政治骗子”得逞往往是利用官员谋求以不正常路径“超常发展”，获得晋升的心理。

在魏昌东看来，相关部门要进一步严格选人、用人制度，规范化、制度化选拔过程，堵塞非正常的晋升通道，“政治骗子”的谎言将会不攻自破，他们也就失去了生存空间和存在的土壤。

“‘政治骗子’现象，自古有之，古今中外都存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中国人力资源研究会测评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白智立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如是说。

白智立认为，防止“政治骗子”行骗至少有两个途径。一是加强干部人事管理，让下级不用揣摩上级领导意图和忙于结交领导关系圈，从而使“政治骗子”失去行骗的机会。从褚锦锋的案例看，“政治骗子”行骗背后有巨大的利益交换和利益链，跑官买官成为赤裸裸的投资与回报关系。白智立说，第二条途径是斩断官员投资“政治骗子”的资金来源。

“一把手”监督要加强，政绩也要“回头看”

多位专家认为，“政治骗子”治理是系统工程，除了压缩“政治骗子”的生存空间，对地方“一把手”加强监督也是重要的一环。

具体而言，竹立家认为，政府财政支出必须公开，对政府财政支出的监督要到位，同时各级人大对政府预算案通过后，要进一步压实监督责任，压缩权力的自由裁量空间。

与此同时，工程和政府采购也是重要的监督领域，竹立家说，当地方“一把手”违反了“三重一大”制度，一人决定重大项目投资决策时，要有相应的制度能对此行为进行制约。

此外，竹立家还提到，除了预算约束、法律约束外，还要媒体进行舆论监督，公开、公正、透明，可以最大限度压缩腐败行为的操作空间。

魏昌东认为，地方“一把手”在扭曲的政绩观导向下实施的不顾地方经济社会资源条件的行为，还受到上级考核评价指标“指挥棒”的影响，褚锦锋在韩城不顾当地实际，大搞“政绩工程”，实质上也为了让上级看到成绩，从而为晋升提供政治资本。

因此，魏昌东建议，对地方“一把手”政绩评价应该更加全面化、科学化，经济建设只是其中一项指标。

同时他还建议，对地方党政“一把手”的政绩要“回头看”。“有的官员为了政绩大搞各种工程，留下的烂摊子让接任者承担。这对接任者而言，不公平也不合理。”他说。

彭新林认为，褚锦锋违纪违法案件比较典型。褚锦锋政绩观错位、权力观扭曲，为垫高个人升迁的资本，违背新发展理念、背离高质量发展要求，盲目举债铺摊子上项目，搞“政绩工程”“面子工程”，这不仅浪费高额财政资金、占用干部大量精力、贻误发展机会，给党、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重大损失。对褚锦锋来说，这实质上是一种严重的腐败行为，对一个地区造成的危害不亚于个人贪腐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媒体提到，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曾对打击“政治骗子”作出部署，多地就打击“政治骗子”也展开了行动。

另外，去年12月，中共中央印发了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该条例于2024年1月1日起施行。《中国纪检监察杂志》提到，新修订的条例第五十五条提到，搞投机钻营，结交政治骗子或者被政治骗子利用的，给予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充当政治骗子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