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全面深入阐述了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即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立意深远，高屋建瓴，在世界文明的宏大视野中概括了中华文明的重要特征。这对于中华文明的各方面研究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古往今来，中华文明奔腾不息，犹如一条不竭的河流。习近平总书记对于连续性与创新性的论述，揭示了中华文明持续发展的内在机制，蕴含着深刻的内涵。这里主要结合中国文学发展史谈一谈对于连续性与创新性关系的认识。

中国文学发展史表明，文学传统继承与文学创新构成文学发展之中相反相成的两种能量。文学传统继承强调经典的规范与传递，强调延续文学前辈遗留的各种主题与美学风格；文学创新强调大胆突破，甚至自我“作古”。文学的成熟时期往往是二者的协调与平衡。缺乏经典熏陶的作品无法显现历史的根基，无法在作品的主题与美学形式之中形成丰富的古今对话。排斥创新精神的作品往往故步自封，泥古不化，甚至死水一潭。魏晋时期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分析了文学传统继承与文学创新对于文学发展的不同作用，将二者的关系形容为“通变”。刘勰认为：“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他更为概括的结论是：“通变则久。”“变则可久，通则不乏。”

刘勰又指出：“文变染乎世情。”文学不是为创新而创新，“变”或者创新的真正动力是回应新的历史课题。从新的主题、新的情感方式到新的审美形式，这一切无不反映新的历史特征。只有与运动的历史形成紧密联系，创新才能始终获得源头活水。很大程度上，文学是历史的回声，历史潮流决定文学创新的方向。但是，强调文学与历史的联系并不能否认文学传统的意义。没有哪一种文学创新可以完全凌空蹈虚，从零开始，与文学传统毫无关联。相反，只有熟知文学传统，才能改造文学传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哪怕是激烈反对文学传统的作家也从文学传统之中获得反作用力。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与五四新文学的发生，使文学传统继承与文学创新的关系经历了剧烈的震荡。一时之间，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观念、思维方式、审美形式均遭受挑战，“民主”与“科学”成为新的口号。从古文与白话文之争到中学与西学之辩，晚清以来的文化论争不绝于耳。主张改革、突破的新文化之所以占据上风，显然与社会历史的巨大转型密切相关。当年的中国积贫积弱，大批志士仁人忧心如焚，他们尝试从各个方面拯救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批判是许多知识分子共同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时过境迁，这些知识分子的传统文化批判本身仍然留下一批理论问题，促使我们进一步深入思考，譬如传统文化的当代活力问题，传统文化的民族特色与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互鉴问题，文化的内在动力以及多大程度独立于经济基础并且形成能动的反作用问题，人文学科的意义、价值与作用方式问题等。

尽管存在曲折乃至挫折，五四新文化运动至今已有一个多世纪时间，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更大范围的文化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成绩斐然。文化建设的各种经验、教训逐渐在新的理论视野之中获得沉淀与总结。无论是一个作家的成长历程，一段文学史的发展，还是不同时期更大规模的文化建设成就，各种成功的经验无不显示出一个重要规律：守正创新。“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守正创新是一切工作的立场和方法，更是文化建设遵循的原则。文化建设的“正”既包含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也包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

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历史背景不同的是，新时代的中国正在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文明的总结、继承、发展正在同这个历史任务结合起来。虽然现代化包含了一系列经济社会的指标体系，但是，“中国式”这个定语表明，从语言文化、哲学理念、审美情趣到日常的人情世故、饮食起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众多基本元素将始终包含在中国式现代化之中。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存在许多一脉相承的内容，前者的许多理念都可以在后者之中找到根源。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这一切证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厚历史基础。

一个民族对于现代化的追求与实践，并不是少数人乌托邦式的空想，而是经济、社会、文化综合演变的必然，承载着广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但是，由于各个国家的国情不同，追求现代化必须与本土的特殊历史结合起来，形成不同的路径和实践形式。这种路径和实践形式与本民族文化兼容的可能性越大，现代化的实现越顺利。必须承认，从古代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现代化意味着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从经济发展模式、社会管理模式到科技水平、文化门类的构成都将发生革命性的变化。许多不适合的传统观念逐渐过时，新的社会关系以及文化观念相继建立。这个转折的跨度如此之大，以至于形成一种相当流行的观念：现代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矛盾乃至断裂不可避免。然而，中国式现代化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度重视。我们要更为客观、更富历史感地审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意义，不仅视之为中华文明的过往历史，而且充分意识到其中蕴藏的强大活力，这些活力可以在当今的现代化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转化”与“发展”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造性”与“创新性”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中华文明内在包含创新的追求。这就要求我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具有更深的理解，积极发掘其中的创新性因素，使之与当代社会有机融合。这个意义上，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将跨越古典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的鸿沟，中华文明的创新性正是连续性的基本保证。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这些重要论述，展示出马克思主义、中华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方式。这些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方式，是中华文明连续性与创新性辩证关系的最好说明。

（作者：张帆，系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福建社会科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