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6日，中国足协原党委副书记、主席陈戌源一审被判无期徒刑。

同天，足坛腐败窝案还有4人一审宣判：中国足协原常务副秘书长兼国家队管理部原部长陈永亮，14年；中国足协原副主席于洪臣，13年；中超联赛有限责任公司原总经理董铮，8年；武汉市足球管理中心竞赛部原部长刘磊，2年6个月。

庭审中，董铮说自己“没能拒绝中超不良文化的侵蚀”。结合纪检审查和庭审细节，值得对中国足坛不良文化进行一番起底。

送钱才能玩足球？

足坛腐败窝案案情触目惊心，反映出的不良文化有如下特征。

覆盖面广。陈戌源担任足协主席期间，收受了9家俱乐部和多家地方足协的贿赂。陈永亮收受了20多家俱乐部、地方足协贿赂。董铮收受广州恒大淘宝等23家俱乐部贿赂。而中国各级职业联赛俱乐部总数又有多少家？

数额巨大。陈戌源、陈永亮、于洪臣、董铮4人受贿金额均超千万。据法庭审理查明或公诉人指控显示，陈戌源在担任上港总裁期间就已开始受贿，至案发，累计受贿8103万余元，其中400万元未实际取得；陈永亮受贿51次，累计总额1934万元；于洪臣累计受贿2254万余元，其中350万元未实际取得；董铮受贿，单次少则5万元，多则100万元，累计数额2200万元。

根深蒂固。陈戌源上任前夜，就收到两名地方足协负责人各自送上的30万元拜码头费，对方说“老规矩了，我们都这样”。庭审显示，涉案足协官员收钱之后“与人方便”之处涵盖赛事安排、人员选拔、裁判安排甚至球队升降级、替补进入等各方面。

这样的圈子会给人一种判断：不送钱，根本没法玩足球。这也许就是董铮嘴里说的不良文化。实际上，他还是在为自己开脱——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董铮今日成为阶下囚正是不良文化受害者。

中国足坛的腐败固然有传统，但实际上，你董铮、陈戌源、陈永亮、于洪臣、刘磊不都是这种不良文化的传承者、发扬者吗？

案发之前道貌岸然，案发之后痛哭流涕。这样的场景，老百姓见多了。

行贿者如何追究？

不良文化的形成，当然离不开行贿者的积极围猎、推波助澜。他们公关成功后，获得的利益是显而易见的。

比如，2016赛季，一家俱乐部面临降级风险，于洪臣安排手下向5名中超联赛主裁判打招呼，帮助该俱乐部成功保级。陈永亮则对俱乐部赢得比赛、调整场地，球员入选国家队、免除处罚等各项请托有求必应，肆意滥用权力……

对于围猎者来说，如果打通中国足协的天线，还可在赛事举办、训练经费申领等方面占得先机。这都是实打实的利益。

此次宣判的案件中，有两起较为特殊。一是陈永亮案，一是刘磊案，他们都是以受贿罪、行贿罪并罚。

陈永亮的行贿对象是于洪臣，他先后4次送出90万元。刘磊的行贿对象是所在单位主要领导，目的是谋求武汉全民健身中心副主任职位，他先后两次共送出35万元。

受贿、行贿一起查，这是破除不良文化一个好的开始。但对司法机关来说，这也是一大挑战：

一是这起足坛腐败窝案涉及面广，能否对行贿人员全面起底、一查到底？二是窝案涉及的时间跨度长，期间的人事变故大。比如，涉及的天津权健行贿案，现在，权健的老板束昱辉还在牢里蹲着，他是否涉案，如果涉案是否追诉新罪？

制度重建如何进行？

舆论对此次足坛腐败窝案的集中宣判高度关注，一是惩处面广、涉案者曾经的职务高；二是量刑公允，比如，陈戌源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被判无期徒刑的中国足协前官员。

集中宣判的警示意义自然不必多言，起码管得住中国足球这一阵子。但过了这一阵子呢？前腐后继会不会重来？不良文化滋生的土壤能不能铲除？

有权力的地方，就会有利益，就会有围猎，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制度约束，就一定会有腐败。

对足协这个行业管理者而言，推动联赛管办分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联赛管理长期管办不分，足协既监管又组织，掌握着巨大的公共资源和公权力。这是舆论长期诟病的一点。只有监管者和组织者的角色剥离，才不至于给人一种“自己人查自己人的感觉”。

对漏洞查找、填补而言，整个工作不能交给足协自行完成。中国足坛出现的是“系统性、塌方式”腐败，足协自查固然重要，但制度建设，外力如纪检监察、公检法司等部门监督和舆论监督的介入也非常重要。

制度重建应该成为中国足球下一阶段反腐的关键。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破除积弊已久的不良文化，才有可能让球迷和社会重拾信任。

撰文|记者向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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