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 张占斌

“新质生产力”已然成为当下的时髦词。

这一概念引发广泛的讨论，而如何科学地发展新质生产力，最大程度激发社会创新潜能的同时避免无效投入及资源浪费，也成为重要议题。

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他所在的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习近平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地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如何理解传统产业和新质生产力之间的关系？如何避免大而全的“新质生产力”相关的产业规划？怎样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政府如何做到既“有为”又不越界？

近期，澎湃新闻就上述问题专访了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张占斌。

张占斌表示，从去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个重要概念以来，全社会都非常关注。接着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深刻系统阐述新质生产力，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特别强调，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当下对新质生产力的广泛讨论是好事，能让大家重视，凝聚共识，都往这个方向去琢磨，去努力。但实际在做的时候，要科学合理地评估，找到自己擅长的领域，得按照自己的比较优势来。

他指出，对于一些地方，不一定能做那么颠覆性的技术，但可以通过教育改革、人才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释放大家创新的积极性，这也在落实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精神。通过改善和完善生产关系，为生产力的迅猛发展扫除障碍，让生产力跑得更快，跑得心情愉快。这其实也是很多地方能做的事情。

传统产业和新质生产力不是矛盾对立的

澎湃新闻：最近，新质生产力成为非常热的一个词，各行各业都在讨论，包括白酒企业也说，在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上勇争先、善作为。此次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如何理解这句话？

张占斌：传统产业包括白酒业，生产也有技术进步、新的劳动者进步的问题，也有一个不断提高的过程，也不可能一成不变。产业的劳动者、劳动工具、劳动对象都可能会随着时代的变迁发生变化。另外，围绕生产力的体制机制各方面也都可能有创新点，有改进的空间。

“新质生产力”引起两会和全国的高度重视，这是好事。但也要看到，各行各业，不是一提新质生产力，传统产业就不做了，或者我们认为不需要新质生产力的传统行业全部推翻，不是这样。需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传统产业和新质生产力不是矛盾对立的，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我们要更加妥善的去处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这个概念的提出，能够至少让各个地方进行对标，看看自己有没有这种潜力，来发展新质生产力。我们需要有这种意识和行动，用新的技术来改造传统产业，通过改造促进产业向上发展，走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整个产业都有一个大的提升。

发展新质生产力，在很大程度上也离不开中国的实际情况，不可能从天而降，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实事求是。做到因地制宜，结合自己的情况展开，有所为有所不为，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或者在某些小问题上有所突破，也是很大的贡献，也是发展的进步。

科学做基础，因地制宜，实事求是

澎湃新闻：我们关注到，比如部分城市在做产业规划时，大而全，将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高端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5G通信与新一代物联网、集成电路、产业互联网等都作为重点发展领域。您认为这样大而全的规划其背后形成的原因和机制是什么？对此有什么建议吗？

张占斌：过去有这种现象。中国有些地方有时候有这种情况，与地方上过去有一种热情有关系，将中央提出的要求作为唯一标尺，觉得中央一提啥他都想干，有条件要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上。

发展新生产力也要有一个引领，不能都是一拥而上，大而全，包打天下。比如北京、上海、江苏，这些高校科技基础比较好的地方，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能力就强一些，西部省份要全面开花就比较难，没有这样的人才、人力资本积累，也没有大的要素资源能够大投入，包括资金、重点实验室、国家大的科学装置等。如果本身资源不充足的情况下，大投入，那么很可能是投入很大，下了很大功夫，最后还办不成事，容易造成新的浪费。

当下对新质生产力的广泛讨论是好事，能让大家重视，凝聚共识，都往这个方向去琢磨，去努力。但实际在做的时候，要科学合理地评估，找到自己擅长的领域，得按照自己的比较优势来。就像体育强国，不能都去短跑，得看自己适合铅球还是体操、跳水，实在干不了这些，做一个拉拉队，也是好的，要发挥自己的优势才行。

新质生产力，在很大程度上是需要讲究科学性的，科学做基础，实事求是。光喊口号不行，要有科学的精神和科学的评估，以科学、人才为基础，需要实实在在做事，将各种因素考虑进去。

澎湃新闻：当下也存在一些现象，比如，有些县城的数字经济支持政策对于数字经济企业和项目落地等均有财政补贴，缺乏对于区域数字经济发展的规划，容易使得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中进行过度竞争导致资源浪费。对于这样的现象，您如何看待？

张占斌：部分地方是有这种紧迫感的，觉得自己不参与就落后。从重视的角度讲，这是个好事情，大家由过去不重视或者不怎么重视，到高度重视。但确实得因地制宜，得实事求是。

高新技术在部分县城里可能比较难做得好，很多都集中在大城市中。根据经济增长极理论，生产力、资源密集的地方更有可能出现高端技术，然后逐步向外扩散。这并不意味着，县城都无法发展高科技，只是说得量力而行，有多大的能力吃多大的饭，而且要看准才能做。

很重要的是，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不能政府一厢情愿，还是要让市场、企业主体发挥更大的作用，激发创新。企业如果有能力，认为这确实是前沿技术且有效率，就可能会认认真真去研究去做事儿，投入真金白银。而政府要做的就是，创造一个好的环境，保护这种创新机制，保护公平的市场交易规则、透明公开公正的机制，而不是一味拿出更多的资金不断给补贴。还是得调动市场的积极性，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

在创造力方面，政府并不是特别擅长，要让企业去更多地识别。要相信市场，相信企业，他们自己更能够去发现市场机会，而且正是他们自身的方向和优势。政府不能以为，只要一号召，就能移山填海。尤其在当前的财政状况下，更不能气壮如牛。地方政府创造了好的环境，才会有更多的企业去创业。

既要“有为”又要不越界

澎湃新闻：发展新质生产力，还是需要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但既要“有为”又要不越界，政府的“有为”不以牺牲市场的“有效”为代价，在这个前提下，应如何把握“有为”的度？

张占斌：确实，有些道理我们讲能够讲得明白，但在实际运行的时候就可能越界。总体上还是有规律的，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政府要做的是捍卫市场经济，这样的政府就是一个有为政府。如果由政府代替市场来配置资源，那就回到计划经济了。怎么样能够捍卫市场经济，捍卫市场经济的尊严、规则、标准，捍卫市场主体的权利，这些是政府要做的事情。

澎湃新闻：具体来说，有些地方政府在人才的优惠补贴政策上的力度非常大，也有些地方政府会设计产业投资基金，来支持高端产业的发展。这类对人才、资金等资源的配置，是否属于越界呢？怎么去判断和评价这类措施方式，是否属于正常范围？

张占斌：对于一些风险比较大、投资回报周期比较长的领域，一般企业不愿意进入。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想办法组织，引领性地形成产业投资基金，或者调动相关方面的主体来投入，也不乏企业愿意主动参与投入。如果政府看得准，也有好的规划，又能组织起来，是好事情，但是在操作的过程中，还是应该将产业方向和自己的能力结合起来，要把自身的优势摸清楚想清楚，在一个点上有突破，这样就有可能化小胜为大胜，推动自己上一个台阶。

科技创新，一般来说是需要很大投入的，前期成本很高。这么多年发展下来，我国的科技水平也在逐步提升，但也要本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在比较优势上下功夫、做文章。搞产业基金也得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从有比较优势的地方来推动发展。如果盲目设置产业基金，把所有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都同时推进，没有重点也就不会有突破，不仅打仗不能这样打，市场经济也不能这样搞，新质生产力也不能这样搞。

澎湃新闻：有些地方政府做产业规划和执行时，也摸索和掌握了一套方法。比如招商的工作人员，对产业特性、规律，包括本地拥有的产业优势资源，掌握的比较深入专业。但一些地方，这方面的专业水平和素质相对薄弱。您是否会认为，地方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时，政府相关工作人员自身的专业素养、观念方法是尤为重要的因素？

张占斌：是的。现实中有很多例子可以佐证这一点。前段时间，我去安徽合肥参观全国最早的创新馆时也有这样的感受。合肥有中国科技大学，有好的科教基础，合肥市委市政府这些年解放思想，研究自己的优势也研究得比较好，市领导一任接着一任干，整个合肥的产业有明显的提升和突破发展。

下功夫研究很重要。在深刻的研究之后，持之以恒地追求，在研究的基础上打有准备之仗，而不是打无准备之战。因此有的地方政府要向人家学习，提高干部队伍的素质。而且，要扎实去研究，比如什么叫新质生产力，前沿在哪里，和别的地方比自身产业有什么优势，哪些地方有可能有突破，得研究得很清楚。

举个例子，同样是做汽车，地方政府要研究，我在哪个板块有优势，甚至要细到我是做轮胎有优势，还是做玻璃有优势，这样才有可能将来在竞争中有一席之地，否则费时、费工、费力，又不讨好，光图热闹。签一个协议，补贴上亿，最后就是轰轰烈烈走过场，劳民伤财。还得是务实做实事。

地方政府如果研究好、设计好，有优势的话，有的企业愿意去搞创新。有些地方不具备这种优势，短期内就难以改变，硬要上的话，就可能面临着很大的风险。这不是说，有风险就都不干，而是还得量力而行。不量力而行，将来就有可能很尴尬，投入大量资金该做的事没做成，不该做的花了一大堆钱，无法交代。现在政府的每一分钱都得花好才行。

改善生产关系，也是在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做实际工作

澎湃新闻：从过去的经验教训的角度，对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怎么理解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

张占斌：发展新质生产力，地方政府如果不深入研究、不以当地禀赋为依据，一哄而上，很可能导致烂尾或停滞，造成资源浪费并且没有收益，甚至形成“拖欠企业账款”的恶果。政府要讲公信力讲公平，自己都不遵守，肯定是不行的，这不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不利于市场主体的健康成长。因此，一定要因地制宜。不能提出这个概念后大家全部都一哄而上，形成泡沫化。得从全国市场来考虑，不能搞“盲盒经济”。

总书记这个担忧这个提醒是好的。有的地方光有积极性，打个比方，一年财政收入100块，他敢拿出50块去干，最后干不成了，他说我是好心，响应中央的号召。

所以这个提醒是必要的，担心也是必要的。提醒我们，推动形成新质生产力的时候，还得从长计议，稳稳当当地做才行。针对前沿技术、颠覆性技术，别说一般县城，整个国家有的领域都还没有突破或提升，需要大量的资金、人才，而且是长期的投入，短期可能光投入没产出。将来如果一窝蜂地上，很可能撞得头破血流。

因此，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

比如，在一个县城中，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一定能做那么颠覆性的技术，但可以通过教育改革、人才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释放大家创新的积极性，这也在落实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精神。通过改善和完善生产关系，为生产力的迅猛发展扫除障碍，让生产力跑得更快，跑得心情愉快。这其实也是很多地方能做的事情。

生产力的水平在各地方表现的是不一样的，并且各地方的生产力也都在不断地变化，因此，要因地制宜地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找准能够克服或突破的地方。比如哪个地方有瓶颈了就改进下，哪条路不行了就修一修，各种堵点痛点打通了，也是为生产力创造条件，开辟道路。其实能做的事还是不少的，并不都是要一窝蜂地砸钱。

新质生产力，涉及很多改革的内容，科技创新、体制创新、发展方式创新，这些创新本身改得好还能省钱，还不需要砸钱。推动科技创新，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推动发展方式创新，推动体制机制创新，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这些都是跟发展新质生产力联系在一起的。在哪一个点做得好，都是为生产力发展争取上了一个台阶。全国各地如果都能上一个台阶，中国人民就上了一个大台阶。因此，这个提醒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澎湃新闻：部分地方没有相应的条件与能力去发展尖端科技的话，其实可以把痛点堵点、市场经济存在的障碍拆除或改进。

张占斌：对。马路修得平一点，设置科学合理的红绿灯，交通秩序好一点，有利于畅通，这样来发展生产力。改善生产关系，也是在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做实际工作。

发展新质生产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必须要全面深化改革，要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我理解，这不亚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性，等于为二十届三中全会的进一步深化改革吹响了号角，要求我们在这方面要有更大的作为，才能够为整个新质生产力创造好的国际国内环境。通过经济改革、科技改革、人才体制改革来打通阻碍新质生产力的各种堵点痛点，创造一个好的市场环境，让各种要素能跑得快，配置的效率高，新质生产力就能顺利地向前推动。我感到全社会确实希望能够有更大量级的改革举措来改善市场预期，让新质生产力迅猛奔跑，推动经济向前发展。

举个例子，比如，新质生产力需要人才，但把人才管得死死的，就难以发挥更大作用。人才强国，需要一件事儿一件事儿的体制突破，把人才的积极性真正调动起来。放开思想可能会有更好的创造，因为有积极性。宽容比砸钱还重要，提倡全社会要有一种宽松的氛围，发展新质生产力才舒心愉快。得创造良好的环境，宽容失败，尊重人才价值，给更多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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