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掷地有声。

绿色打底，发展更优。连日来，代表委员们把关注点投向技术创新、产业转型、绿色金融等不同领域，聚焦绿色生产力的催生、演进与壮大，在畅抒己见中汇聚共识。大家认为，绿色发展是一本大账、长远账，也是一本整体账和综合账，生产力向更高版本迭代，把绿的底色铺好，才能有未来发展的高歌猛进。

向“绿色”要发展效益

从竭泽而渔，到顺应自然、保护生态，新质生产力作为一种先进生产力质态，必须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求得效益。

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的“源动力”在哪儿？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所长、中国工程院院士贺泓代表给出的答案是技术创新。

“当前我国绿色技术已经具有了一定储备，但难点在于如何让技术真正从实验室走向产业链、从小范围示范应用到大规模商用。”在他看来，走好这关键一步，提升技术创新的经济效益至关重要。

贺泓认为，经济效益显现不出来，很多时候还因为政策不配套、创新链条有短板，以及应用场景不丰富。他举例说，我国水电、风电、光伏发电等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已超过火电，但火电发电量依然占大头，特别是在用电高峰时刻，主要依赖的还是火电。制约其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储能环节，目前储能设施建设跟不上、运行成本高，长时储能技术等也存在短板。

“让绿色技术既实惠又好用，真正产生经济效益，是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贺泓建议，加强政府引导，不断完善绿色技术创新方面的政策供给，在绿色能源设施布局、新能源技术落地应用等方面做好配套，为创新成果提供更多应用场景。技术革新和产业升级要从全链条着眼，统筹考虑产业链、创新链的上下游、前后端，聚焦薄弱环节快速攻关，进一步促进技术衔接、产业协同，消除短板效应。

每一次绿色技术革新都意味着巨大的市场机遇。“环境友好型生产方式的崛起反映了新质生产力的‘新’特点。”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李景虹委员认为，循环经济中蕴含着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的“密码”。

近年来，他多次就废塑料化学循环技术和产业实践提出意见建议。在他看来，通过化学循环等资源循环利用新技术，对各种低值废塑料进行集中回收利用，“白色污染”也能成为“白色油田”。

他以2022年数据为例，据测算，这一年我国产生废塑料超过6000万吨，其中焚烧或填埋量约4200万吨，如果能够对其中的50%实现化学循环，就相当于开发了一个超过6000万吨的油田。与此同时，如果能对这4200万吨废塑料全部实现化学循环，与焚烧相比可减少碳排放2814万吨，碳减排效益十分显著。

“国内外相关技术路线逐渐成熟，目前已进入产业化示范应用关键阶段，成为国际化工企业竞争的新热点。”他建议，优化循环经济规划和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规划，对资源循环利用产业高度重视、抢先布局，在碳排放指标、用能指标、用地指标上优先保障，推进示范试点工程建设。

从“绿色”中寻竞争优势

“绿色”是政府工作报告中的高频词，在报告中被数十次提及。以“绿”赋能，为产业提质，在实现“双碳”目标大背景下尤显重要。

增“绿”就是增加竞争力。随着全球加速迈向碳中和时代，如何加快建设制造业绿色低碳供应链，是小米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雷军代表关注的问题。

他认为，我国制造业在实现“双碳”目标中担负着重要责任，同时也面临着供应链全链路贯通困境、国内行业碳数据库缺失以及供应链低碳转型压力等问题，“如何破局，成为我们打破绿色壁垒，进一步巩固、强化我国创新引领能力的关键。”

“绿色低碳管理是一项贯穿整条产业链的系统工程。”在雷军看来，应推动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集成应用，在实现研发、生产、流通、服务、消费等全流程业务信息贯通的同时，加强全流程绿色低碳指标和减碳措施融入，提高供应链智能化、绿色化决策能力。

发展的“含绿量”，正在通过碳足迹数据清晰展现出来，这成为评价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指标。雷军发现，我国很多消费电子类产品在“出海”过程中面临的碳足迹管理要求愈发严格，缺少官方的碳足迹背景数据库，限制了我国在全球产品碳足迹管理领域的话语权和主动性。

他建议从速从快建立制造业碳足迹背景数据库，推动与国际数据库的衔接与互认，并逐步建立中国深度参与、主导的全球碳足迹管理体系。同时建立完善的碳足迹数据共享机制，鼓励企业积极参与数据库建设运营，并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和政策资金扶持。

实现“双碳”目标，不只是约束条件，更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有着极具想象力的发展空间。

中国绿色技术、绿色产业的蓬勃发展，为全球特别是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绿色低碳发展提供了更多绿色解决方案。在中交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彤宙委员看来，这其中蕴含着巨大机遇。

如何抢占发展先机？王彤宙建议支持鼓励绿色技术研发推广应用，打造一批绿色“一带一路”典型项目标杆，以绿色基建、绿色能源、绿色交通项目的实施向全球传递中国绿色发展信心。

“加快绿色标准对接很关键。”他建议，积极推介国内绿色投资标准，参与国际绿色标准制定，推进中国规则标准“出海”。鼓励企业通过项目建设，积极探索推动中国标准和技术国际化模式和路径。

为“绿色”供“源头活水”

绿色生产力的培育形成，需要优化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经济政策工具箱，需要绿色金融牵引，引来“源头活水”。

“绿色金融是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局长贾文勤代表认为，绿色金融应与绿色产业实现“同频”，不断提升资本市场服务绿色低碳发展的能力，在节能降碳、环境保护、资源循环利用、清洁能源、基础设施绿色升级等方面加大精准支持力度。

绿色公司债（含碳中和债）、绿色资产支持证券等创新品种，碳中和、低碳绿色等主题基金，工业硅、碳酸锂等新能源产业重要原材料期货产品……贾文勤列举出资本市场近年来已经开展的一系列探索。

北京有着发展绿色金融的优良条件。她表示，我们将继续支持北京绿色产业企业股债融资，鼓励企业直接融资用于绿色低碳项目建设运营，推动扩大绿色债券规模。支持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鼓励证券基金期货机构开展绿色金融产品创新，探索生态产品资产证券化的更多路径和模式。

绿色生产力的培育形成，还需要全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型。

北京首农食品集团知联会会长唐俊杰委员引用的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建筑运行阶段碳排放总量占到年碳排放总量的22%，绿色建筑对全社会节能减排将发挥重要作用。

“低碳、零碳建筑是绿色建筑的更高阶段。”唐俊杰说，相关国家标准已经完成编制，即进一步提高节能降碳性能，利用可再生能源降低碳排放，并结合碳排放权交易和绿电交易等方式，实现低碳、近零碳、零碳建筑目标。

“希望推动建筑领域实现碳中和，让人民群众住上高品质的好房子。”她建议，进一步完善低碳、零碳建筑建设制度体系，加强推广技术路径专业指导，在新建政府投资公益性公共建筑和公共机构中落实低碳、零碳建筑技术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