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9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3年，学前教育在园幼儿4093万人，较2022年减少534.5万人。

在园幼儿减少，也引发幼儿园关停潮。教育部数据显示，幼儿园数量连续15年上涨后，在2022年首次下跌，幼儿园数量为28.92万所，比上年减少5610所。

放开“二胎”后，在短暂的生育高峰后，近年来新生儿数量持续下滑。2022年，中国新生儿跌破千万——为956万人，全国人口出现了61年来的首次负增长。2023年出生人口仅为902万。教育领域中，幼儿园最先遭受生源冲击。

此前，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陈功在接受界面教育专访时指出：“目前中国大陆地区提前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中国人口的增长惯性已经消失或跌出世代更替水平的区间，未来一段时间仍会保持负增长的变化趋势。人口发展进入深度转型期。”

在园幼儿减少，将会出现学位及老师过剩危机。

教育部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幼儿园在园幼儿数达到4805.2万人，学前教育基本普及。2019-2021年新生儿分别为1465万、1200万、1062万人，幼儿总量为3727万人，将出现1078.2万个剩余学位。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对界面教育称，要处理“多出来”的学位，发展托幼一体化普惠托、招收2-3岁幼儿是多赢之举。

根据2022年8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印发的《养老托育服务业纾困扶持若干政策措施》：“目前国内0-3岁婴幼儿约4000万，据调查城市中超过1/3的家庭有较强托育服务需求，但实际供给仅5.5%左右。”

根据北京市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情况报告，北京千人口托位数1.33个，托位使用率35.4%。距离“十四五”规划提出的2025年千人口托位数4.5个的目标还有7-8万个缺口。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高等教育研究院副教授乔锦忠曾带领团队，用模型预测，到2035年全国将有约150万小学教师、37万初中教师过剩，小学教师需求量过剩较大，初中教师先短缺、后过剩。2022年全国共有专任教师1880.36万人。

针对在园幼儿减少、幼儿园关停这一现状，全国政协委员陈小艳在去年“两会”中建议幼儿园入园年龄低龄化。幼儿园招收2-3岁幼儿，可增加托育供给。

陈小艳认为，幼儿园规定儿童满三岁才能入园，某种程度上制约年轻女性就业，限制个人能力的发挥，建议出台相关评估标准，在孩子基本自理的情况之下，两岁或两岁半入园。

目前，中国的托育机构严重不足。2023年11月14日，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司印发《家庭托育点管理办法(试行)》，家庭托育点是指利用住宅为3岁以下婴幼儿提供全日托、半日托、计时托、临时托等托育服务的场所。每个家庭托育点的收托人数不得超过５人。

在此情况下，不少幼儿园选择托育一体化，也有利于保障生源。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健告诉界面教育，“幼儿园入园年龄低龄化，有助于母亲在生育后返岗，减少因生育造成的职业中断现象。”

智联招聘在《2023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下称《报告》）中指出：九成女性遭遇过职场不公，接近职场男性的两倍；六成女性在求职中被问婚育，远高于男性的21.5%。

《报告》显示，50.2%的女性希望事业与家庭兼顾，21.5%的女性希望有更多精力投身事业。

宋健认为，免除婴幼儿托育的后顾之忧，一要尽量托育一体化；二要满足家庭需求，提供足量、优质的普惠托育机构。

此外，中国的生育及教育成本需要关注。

2024年2月21日，“育娲人口研究”发布《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4版》，使用国家统计局数据估算，全国家庭0-17岁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53.8万元，而0岁至大学本科毕业的养育成本平均为约68万元。

报告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养育成本进行了比较，显示中国家庭把一个孩子抚养到刚年满18岁的成本相对于人均GDP的倍数高达6.3倍，几乎是全球最高的。这一数字远高于澳大利亚、法国、瑞典等发达国家，反映出中国家庭在养育孩子方面面临的经济压力尤为沉重。

2023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人口和社会结构变化，对教育布局结构和资源配置调整的紧迫要求”。

陈功对界面教育称：“剧烈的人口变动会给整个教育系统带来巨大的冲击。中国出生人口数的不断下降必然会导致学龄人口的变化，进而影响对教育资源和教师的需求。”

他认为，人口负增长将对教育供需端造成三方面的挑战：第一，人口结构与教育结构不协调。

按照目前的师生配比标准，人口负增长对幼儿园、小学、初中学段的影响和波及程度可能会更大，面对中国巨大的人口规模，应未提前实行平缓的学校撤并工作，适度调节入学标准，平稳应对，减少公共财政资源的浪费。

第二，质量需求结构与供给结构不匹配。

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是，有的幼儿园、小学一席难求，有的却招不到生。人们对教育教学方式改革的要求更加迫切，应与目前多元化、内涵式的教育需求相呼应来打造全面、高质量的教育体系。

第三，人口发展转型与区域间发展不平衡。

比如东北地区的人口负增长问题由来已久，也有许多省市尚未进入到人口负增长阶段。另外，中国长期实行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使得城乡教育发展不均衡问题日益凸显。乡村教育的“量盈质缺”与城镇教育的“质强量弱”现象在基础设施、教学水平、师资经费等资源方面体现尽然。

陈功还提到，在城镇化高质量发展阶段，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仍值得重点关注。

农村空心化所带来的资源闲置、教育经费配置效率不高与部分城市“学位紧缺”的问题并行，在制度设计层面，应当更多地顾及地区间的差异性、人口变化阶段的特殊性和人群间的公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