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并非新年献词，而是对过去一年的回顾与展望。过去无法重来，但值得铭记；未来无法预知，但可为之努力。在此，愿与大家共勉，迎接新的一年。

辞旧迎新之际，我们不禁回想起梁漱溟父亲梁济在105年前提出的疑问：“这个世界会好吗？”这个问题背后，透露出的是一种明知答案却仍抱有侥幸的复杂情感。梁济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无法等到自己的生日寿宴，便选择投入积水潭中，或许在他看来，对这个世界的绝望之情，比那冰冷的积水还要深重。那么，这个世界真的会好吗？

杞人忧天，这个古老的成语，描绘了那些过早担忧未来或未知的人。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担忧似乎并未消解，反而愈演愈烈。当1918年11月7日，梁济父亲在出门前向儿子提出那个深邃的问题时，25岁的梁漱溟，刚被蔡元培校长聘为北大教授，正处在人生的巅峰，满怀信心地回答道：“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然而，仅仅三天后，梁济便投水自尽，留下遗言发问：“国性不存，我生何用？”事实上，梁济提出这个问题的前一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而在他自杀的第二天，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宣告结束。而在他自杀后的第五天，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章，热情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梁济试图掌控自己的“死”，却无法左右世界的“生”。事实上，这个世界并未如梁济所料般走向衰败，也未像梁漱溟所坚信的那样逐渐向好。历史的发展往往出乎意料，它并非简单地受历史决定论所驱动，而是遵循着独特的运行法则，这些法则既复杂又多变，难以捉摸。

在政治舞台上，知识分子往往因为其敏感多疑的性格而显得与众不同，而政治家则以其坚毅自信的态度著称。1945年9月9日，一位不久前抵达重庆的主席与一位后来成为亲密诗友的文学家郭沫若进行了会谈。郭沫若，在鲁迅逝世后成为了进步文化人的领军人物，与另一位诗词巨匠并肩而立。他们的对话，充满了政治的智慧与格言，其中一句后来广为人知的话语：“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在困难时刻常常被人们引用，给予人们希望与鼓励。

同样，年轻的诗人顾城在1979年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写道：“黑色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这句话展现了诗人在困境中仍不放弃寻找希望的坚韧精神。而他的另一句诗则将人与世界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的切割：“合上双眼，世界就与我无关。”这句话反映了诗人试图通过逃避现实来寻求内心的宁静与解脱。

80年代，一个充满乐观与激情的时代，悄然拉开帷幕。1986年，世界和平年如约而至，演艺界人士纷纷希望效仿《We Are The World》的群星公益演唱模式，以此呼应这一主题。在此背景下，罗大佑、张艾嘉等台湾歌手携手合作，共同创作了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并广泛邀请了台湾、香港、新加坡以及马来西亚等地的60位华人歌手共同演绎。

这首歌，名为“明天会更好”，充满了对未来的美好期许。在67年后的今天，罗大佑的这首歌曲依然与梁漱溟的回答遥相呼应，其语气更加坚定，斩钉截铁。它见证了一个朝气蓬勃的八十年代，一个充满希望与梦想的时代。然而，那位写下“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诗句的诗人海子，却未能等到他的明天到来。

从明天起，我将开始崭新的生活，做一个幸福的人。我计划喂马、劈柴，并周游世界各地，体验不同的风情。同时，我也会关心日常的粮食和蔬菜，确保我的饮食健康。我拥有一所房子，它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我心中的理想居所。从明天起，我会与每一位亲人通信，分享我的幸福感受，让幸福的闪电传递给他们。我也将告诉每一个遇见的人，关于我的幸福故事。我还会给每一条河流、每一座山峰取一个温暖的名字，让自然与我共鸣。对于陌生人，我也送上最真挚的祝福，愿他们拥有灿烂的前程，愿有情人终成眷属，愿每个人在尘世都能获得幸福。我也渴望能再次面朝大海，感受春暖花开的美好。然而，就在1989年3月26日，年仅25岁的海子写下这首诗后的第12天，他在山海关卧轨自杀，如同太阳陨落、麦子消亡，令人扼腕叹息。

道路并非总是坦途，而前途是否光明，这或许是每个人心中的疑问。在九十年代初，有历史学家对二十一世纪作出如下展望：随着理想主义光辉的逐渐暗淡，人类似乎已失去了往日那种渴望摘取天上星辰的崇高理想，转而更关注现实问题。当一切都趋于平淡，人类似乎步入了哀乐中年。而在1998年，汕头大学出版了一本书，其名为《这个动荡的世界》，或许正是对这一时代背景的某种写照。

准确地说，并非世界本身动荡不安，而是身处其中的人们赋予了它动荡的色彩。在90年代，作者作为一名记者，深入多个国家进行采访，亲历了众多国际大事，如巴以战争、东德西德合并、苏联解体、海牙审判，以及90年代的台湾事件等。他的叙述既不显得枯燥乏味，又容易引人入胜。作者在书写过程中保持了客观中立的立场，更多地以一个旁观者的视角来记录他所见证的一切。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书中对牵动世界和平的巴以和谈的描述。当时的以色列总理拉宾，一位从士兵逐步晋升至将军的资深政治家，积极主张巴以和谈。他坦言：“我曾是一名军人，也担任过国防部长。我深知，几万名示威者的呼喊声，远不及一个失去儿子母亲的眼泪所蕴含的沉重。作为经历过战争洗礼的人，我渴望找到和平的出路……”

然而，就在拉宾表达出对和平的渴望后不久，他在演讲现场竟被刺杀，甚至未穿防弹衣便暴露在枪口之下。如今，巴以的流血冲突仍未停止，俄乌的战争也仍在持续。然而，总有一些人，他们明知前方可能有牺牲，却仍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某些事业之中。前路依然充满曲折，光明似乎还遥不可及。在此背景下，2003年，马歇尔・伯曼出版了他的著作：《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马歇尔・伯曼以十九世纪的政治和社会革命为背景，通过深入剖析歌德、马克思、陀思妥耶夫斯基等文学巨匠的经典作品，为我们描绘了一幅错综复杂、充满矛盾的现代世界图景。他的前言中透露出一种深刻的悲观情绪，指出我们引以为傲的创造性和成就，最终都可能演变为束缚我们的“监狱”和“石墓”。这种转变似乎不可避免，只要生活还在继续，我们或我们的后代就不得不面对这种命运。

在这部著作中，现代知识分子的形象被比喻为浮士德。他经历了梦想者、情人、发展者三个阶段的转变，这一过程象征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矛盾和悲剧性。浮士德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不惜驱赶老夫妇以规划土地，这一行为揭示了现代性中的黑暗面，即“进步之死”——任何发展都必须以牺牲某些东西为代价。

未来究竟在何方？伯曼并未在书中给出明确的答案。时光荏苒，到了2007年年末，格林斯潘也推出了他的自传性回忆录《动荡年代》，尽管书名中提到了“勇闯新世界”，但事实上，“新世界”似乎仍遥不可及。格林斯潘，这位曾担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的传奇人物，曾有过一句广为人知的言论：“如果你们真的理解了我讲话的全部含义，那很可能是你们误解了我的真正意图。”

这部在浴缸中诞生的自传，内容同样深意盎然。格林斯潘在其中乐观地预测，尽管美国经济增长已有所放缓，但陷入经济衰退的可能性不足五成。他劝诫美国民众，应对经济保持警惕，但不必过度恐慌。然而，《动荡年代》的书名依旧让当时的人们心生忧虑。对此，格林斯潘阐释道：“倘若我们构建了一个足够灵活的金融经济体系，便能坦然接受其动荡与波动，只要不伴随高失业率或经济危机。展望21世纪，动荡或许将成为世界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必要条件。”或许，格林斯潘的最后一句话确实道出了真相。

据说，2020年岁尾的美国《时代周刊》揭晓了最新一期杂志的封面。封面上，“2020”四个大字以白底黑字呈现，却被一个“红X”所覆盖，并附有“这是最糟糕的一年”的旁白。

在《时代》杂志的封面历史中，“红叉”标记共出现了四次，分别象征着重大事件的结束：希特勒的离世、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爆发、2006年美军击毙伊拉克基地组织头目扎卡维，以及2011年本·拉登的被击毙。这些事件都深刻标志着时代的转折与结束。

而2020年，这个“红叉”再次出现，却并非如虚构的世界末日般令人恐惧。相反，它更多地反映了生活的单调与日常的困境。这一年，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一种深深的无助感席卷而来，仿佛无法逃脱。然而，更令人不安的是，这个世界似乎并没有最糟糕的情况，只有更糟。2020年的困境，仅仅是一个开始。记忆的空白与往事的遗忘，成为了这一年最真实的写照。

因此，2023年离去的那些伟人，如基辛格、芒格、江平、朱令等，或许终将被人们淡忘。他们曾深切地体验过人生的悲欢离合，曾直接参与历史的进程，然而身在其中，他们的感受或许并不总是被外界所知。当个人的雄心壮志不再那么强烈，当人的使命感不再那么沉重，当人不再以理性自负为荣，当世界与个体保持适当的距离，当世界回归其本来的面貌，或许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加美好，人们也能更像人一样地生活。如今，2023年已经画上了句号，2024年正悄然展开它的篇章。

在迎来新年的这一刻，我们无需再追问外界的变迁，而应审视自身，思考我们如何能贡献一份力量，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毕竟，这个世界的走向，取决于我们每个人的行动。如果世界变得美好，那将是我们共同营造的宜居环境；而若世界走向衰败，我们也将难辞其咎，毕竟我们是这个世界环境的塑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