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的1月18日，那天是阴历的腊月初一，也是一年中最寒冷的季节。就是在那个寒冬腊月里，我和十几名同校同学一起来到了革命老区陕北，来到了陕北延长县的马家沟大队，我们是来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

马家沟大队地处高原丘陵沟壑区，那里丘陵起伏，沟壑纵横，土地贫瘠，乡亲们的生活都不富裕。我们刚来的马家沟时，因为队里没有可供我们十几名北京知青一起居住的地方，二队的马广生队长就安排我们暂时借住在老乡家里，也和老乡家一起搭伙吃饭。我和张书香借住在马队长家，和马队长家的女子马玲同住一孔土窑。

马队长家五口人，两个娃娃，他的老父亲也跟着他家一起生活。马玲是马队长家的大女子，当年十八岁。马玲有一个弟弟，叫马玉明，小学文化，当年十六岁，和他爷住在一孔土窑里。

来到马队长家借住的第三天，我猛然发现我们居住的那孔土窑旁边的冷窑（放杂物的土窑）里放着一口棺材，冷不丁看到那口棺材，我和张书香吓得毛发悚立，脊梁骨都发凉。那天整整一晚，我和张书香都没敢合眼。

马玲知道我俩是被那口棺材吓着了，就对我俩说：“哦（我）爷七十岁了，那是给我爷爷准备的寿材。哦（我）们这家里有岁数大的老人，都要提前准备寿材，这是风俗，有甚可怕哩。”

去茅房要路过那孔冷窑，白天路过我和张书香都不敢往那边看。到了晚上，干脆就不敢去茅房了。

马队长看我俩胆子太小，他就和其他知青商量了一下，想让我俩和胆大的女知青调换一下住处。结果其他女知青也不愿意到马队长家来借住，她们也都忌讳放在冷窑里的寿材。没有好办法，马队长只好用草帘子把破损的门窗挡住，从外面看不到冷窑里的寿材。

可即便如此，我和张书香晚上还是不敢到院子里来，每次去厕所，都是把马铃叫起来，陪着我俩一起去厕所。

别看马玉明年龄也不大，可他胆量大，也爱说笑。那天吃过早饭，马玉明和我俩一起去生产队的牛棚往场院里挑湿牛粪，他对我俩说：“姐，你俩的胆量咋这么小哩，一口棺材有甚好怕哩，它又不咬人。哦（我）七岁的时候夜里就跟哦（我）爸到山上看庄稼，有时就睡在坟子旁边，哦（我）一点都不怕。害怕就是自己吓唬自己，哦（我）上学时老师就这样说。”

后来，我常看到马玲一个人到那孔冷窑里拿东西，也常看到马玉明一个人往那孔冷窑里放农具啥的，他们一点都不害怕。一次马玉明去冷窑里拿东西，他喊我帮他掀着草帘子。看马玉明走进了冷窑，我往窑里看了一眼，突然感觉不那么害怕了，还走进窑里，帮着马玉明把那根准备劈了烧火的木头抬了出来。

渐渐地，我和张书香都不害怕了，夜间一个人也敢去茅房了。张书香说是马玉明说的那句话起了作用，我也觉得“害怕就是自己吓唬自己”这句话很有道理。

到了秋后，队里为我们北京知青修建了一排宽敞的窑洞，成立了二队知青点，我们十几名知青都搬到知青点居住了。在马队长家住了九个多月，我和马队长一家人都产生了很深厚的感情，马队长两口子都很和善，对我俩特别关照，他家有点好吃的，都让给我俩吃，马玲和马玉明都捞不着。我们搬走的时候，马队长的婆姨都流泪了，她拉着我俩的手说：“娃娃，你俩要常来串门，哦（我）真舍不得你俩搬走……”

之后的日子里，马玉明常到知青们点来玩，经常帮我们挑水，帮我们推磨，有时还给我俩送好吃的，同学们也都跟着借了不少光。后来知青们都和马玉明熟悉了，只要看到马玉明，同学们就跟他开玩笑：“马玉明，又来找你姐啊，今天没送好吃的呀……”

其实，马玉明和我俩同岁，我是五月的生日，他是六月的生日，张书香是腊月的生日，他叫我姐还说得过去，他不应该叫张书香姐姐。张书香却说：“叫姐就叫姐吧，改口叫妹妹，听起来反倒别扭。”

1972年夏天，我们二队的社员们正在东拐沟的那片坡地里给玉米锄草松土，突然电闪雷鸣，乌云密布，一场大暴雨眼看着就来到了，马队长大声吼道：“来天气了，赶紧回家哩……”

刚从拐沟里爬上来，铜钱大小的雨点就噼里啪啦地砸了下来，我扛着锄头，顺着沟边的小路拼命往家跑，由于路面湿滑，我不小心摔倒了，顺着沟坡滚到了沟底。幸亏那条泄洪沟不深，沟坡也不是太陡峭，要不然，我就惨了。

滚了一身泥巴，我试着站了起来，可左脚不敢踩地，一用力就疼痛难忍。大雨越下越大，沟里已经形成了水流。马玉明看我站在沟底不动地方，他知道我肯定受伤了，就拄着自己的锄头，慢慢下到沟底。

费了很大的劲，马玉明才把我搀上湿滑的沟坡，我感觉脚脖子疼得厉害，双手拄着锄头，艰难地往前挪动着。好不容易走下那段坡路，雨更大了，马玉明把他手里的锄头递给张书香，弯腰就要背我，我挣扎着拒绝。马玉明大声说道：“你是我姐，这有啥嘛。”

说句实话，那次要不是马玉明把我背回家，我真的很难回到家。回到知青点后，我的脚脖子又红又肿，坐着不动都疼痛难忍。马玉明叫来了三队的刘大妈，刘大妈会正骨，是祖传的，她摸了摸我的脚脖子说：“错踝（脱臼）哩，我给你捋捋就不碍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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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妈还真有两下子，一阵剧烈的剧痛过后，我感觉疼痛有所减轻，站在地上也能用力了，虽然还不敢走动，但感觉确实好了很多，真的不是心理作用。在家歇了三天，我就一瘸一拐地下地干活去了。那次崴伤了脚脖子，马玉明还给我送来了五个鸡蛋。

1973年秋后，马家沟大队得到了一个招工名额，是去公社供销社当售货员，马队长去大队抓阄，他为我们二队知青争取到了这个名额。我们二队知青点的男同学发扬了风格，主动把这个招工名额让给了我们女知青。

马队长看我们六名女知青都想去公社供销社工作，他就让我们也像大队分配名额一样，抓阄碰运气，结果我抓到了这个名额。张书香就可怜兮兮地对我说：“桂贤姐（我的名字叫杨桂贤），你要是走了，我咋办……”张书香话没说完，竟然哭了起来。

我也知道张书香没有我的体质好，她也知道马玉明特别关心我，当时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想的，毫不犹豫地就把去供销社工作的机会让给了张书香。张书香到公社供销社工作不久，马玲姐就嫁人了。马玲姐出嫁那天，张书香也回来了，她给马玲姐随了两块钱的礼金外加一个暖壶（暖水瓶），我就随了两块钱的礼金。

第二年又有了招工名额，一起插队的同学们都说我把自己的招工名额送了人情，这次就不能再争名额了。我觉得也是这个理，就没参与抓阄。看别人去县里当了工人，我心里也不好受，毕竟当工人吃的是国库粮，月月都开工资。我们在队里参加生产劳动，一年只能挣口粮，年末一个人能分十几块钱的红利就不错了。

马玉明看我有了心思，他理解我的心情，没事就来劝我，说下次还有机会。他家要是做了什么好吃的，不是给我送到知青点来，就拉着我去他家吃。渐渐地，我发自内心地喜欢上了淳朴善良又勤劳能干的马玉明。

就在村里人给马玉明介绍对象的时候，我对马玉明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我说我喜欢他。当时马玉明很惊讶，他说我是他姐，他也配不上我。但过了没几天，他又主动找我，还送给了我两双袜子，他说那两双袜子是他姐出嫁时乡亲们添箱送的。就这样，我和马玉明相爱了。

1975年1月下旬，我回北京探亲过春节，就跟我爸妈说了我和马玉明恋爱的事情，我爸到没说啥，可我妈坚决反对，说啥也不允许我和陕北农民恋爱。春节过后我回陕北的时候，我妈还一个劲叮嘱我说：“桂贤，其他事情妈都依你，唯独这件事不行，妈这是为你好。”

带着母亲的叮嘱，我心事重重地回到了马家沟，就在我不知该怎样跟马玉明说这事的时候，我妈突然来到了马家沟，她带着从北京带来的礼品，拉着我去了马队长家，开门见山说明了来意。

马队长两口子都很通情达理，马队长的婆姨说：“婚姻大事是两厢情愿的事情，你们不情愿我们也不能勉强哩，桂贤是个好女子，哦（我）喜欢她，桂贤不能给玉明做婆姨，就做姐姐嘛。”

看马玉明躲在一边哭了，我心里很难受。当时我妈也流泪了，她安慰马玉明说：“我知道你是个好孩子，可我家就桂贤这一个闺女（我有一个弟弟），我和她爸很想让她回到我们身边去。你们一家给了桂贤很多关爱和帮助，我感谢你们，也不会忘记你们的。”

我妈回北京不久，马玉明就和一队贺队长家的二女子贺红梅订婚了。马玉明订婚那天，我在炕上躺了整整一天，一天没吃一口饭，我心里有多痛苦，真的是难以用语言表达。

那年秋天，马玉明娶了贺红梅，我随了五块钱的礼金，但我没去喝喜酒，因为我心里还喜欢着马玉明。

1977年春天，我办理了病退手续回到了北京。离开马家沟的前一天，马大妈（马队长的婆姨）为我包了饺子，还烙了白面饼让我带在路上吃。离开那天，是马队长赶着队里的毛驴车把我送到的公社汽车站。把我送到客车上，马队长眼含着泪花说：“娃娃，路上要多加小心哩，记着以后回来看看……”

在陕北插队落户生活了八年，我又回到了北京。当时我心里还没放下马玉明，一想到他，我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滋味。”

当年冬季，我参加了高考，第二年春天，我接到一所师范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师范毕业后，我成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参加工作后我又报考了电大，1986年秋天调到区教委工作，直至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