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著名表演艺术家、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李雪健做客新华网思客讲堂，与大家分享了他对演员这份职业的热爱与坚持。他说：“为了观众，我就要玩命。”

当演员的契机

我属马，今年62岁。我年轻的时候，从来没有想到会当专业演员。上世纪70年代后期，粉碎“四人帮”以后，很多文艺团体恢复了，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有幸被借调到北京来，跑龙套，干杂活儿。

到了北京，我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当专业演员。因为我有业余的舞台经历，二炮话剧队想留我当专业演员，还让我回了趟家。我回到父母身边，阿姨们都说，这个孩子从小就看着有出息。可是15天探亲回来后，他们又说不留我了，让我回部队。这真是伤自尊啊，怎么办？当时剧组的导演就给了我一个考到空政话剧团的机会。

我学当演员的第一课，老师就教我们“做戏先做人”。演员也好、导演也好，在旧社会那可是三教九流中的倒数第二流“戏子”，如今不仅有了好身份，还给了演员一个好名声。演员干好了就是人民艺术家，人民艺术家干好了就是心灵的工程师。

部队生活的历练

我1970年当工人，1973年当兵。部队真是一个锻炼人的大熔炉。我当业余宣传员的时候，专业的艺术团队经常来部队慰问演出，那时我们揣着自己种的瓜子花生，背着背包当板凳去看演出，就像过年一样。我记得昆明军区杂技队来演出的时候，临时用高台定位车在山里搭了一个舞台。有位演出的“老大姐”也就二十五六岁，一阵风吹过来，她从高台定位车上摔了下来。我们说赶快拉她到卫生队检查检查，可她只用杯子漱了下口，我亲眼看到吐出来的水是红的。她吐完以后，又上台坚持演出，台下的战士们见了没有不掉泪的。

这名文艺工作者对艺术的敬业感动了战士，感动了我们。我成了她的粉丝，之后回家或者路过昆明，都会到她所在的单位去转一转，这是一种追星的满足吧。

大难临头离不开家人

2004年的时候，经过三四年和病魔抗争的艰难生活，我又能演戏了，所以那个猴年我给爱人送了一幅猴子的画。一个人遇大难的时候，最离不开家人。

我爱人可以说是我的第一个观众，我每一部戏的第一个观众就是她。演得好，她比谁都高兴；演得不好，她比谁都往心里去，都生气。比如说，我曾经出过错，有些字念得四声不准，南腔北调。那个冯敬尧的台词，我当时就没说准，她跟儿子给我打电话说替我脸红。她说，你是面对观众，你是干这个的，怎么可能出这样的错误？这是不允许的。

在电影《台湾1895》中我演李鸿章，我有句台词是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结果我给说成了八国联军。我爱人她就不干了，说这错大了，少说有一个星期和我过不去。这让我长记性，这是耻辱。没有爱人，没有儿子，没有家人，就没有现在的我。

演员要自知，不能给荣誉丢人

没得荣誉的时候其实挺想得的，记得我得了首届梅花奖时，回到家自己一会儿把奖杯搁在这儿，一会儿把奖杯搁在那儿，非常高兴。为什么？这是观众、专家对你付出的认可，这也是一种力量。

后来又创作了一些角色后，慢慢地有了新的认识，这个奖其实是观众把对戏中人物的情感寄托在了演员的身上。比如《焦裕禄》得的奖杯，那是大家喜欢焦裕禄，我沾光了；《渴望》中的宋大成也是，那是大家喜欢这个好人，所以我又沾光得了奖。

演员要自知，这个角色的成功，是编剧扎根生活写出来的，是导演带领全组创作人员一起创作出来的。只有自知，才能明白你应该怎样对待这个荣誉，怎样把它变成动力，把它变成力量，去更好地创作，不能给这个荣誉丢人。

（《解放日报》2.19 李雪健口述 徐蓓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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