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编自金宇澄的文学母本，王家卫的电视剧《繁花》，一拍就是三年。

胡歌说，它补足了记忆中的那一块拼图。

马伊琍记得，有一场戏拍了36条，也可能是46条。

陈龙在杀青那天，凌晨两三点回到家中，在写字台上写下“我就是陶陶，他不会离开我”。

这是《繁花》烙印在演员身上的印记。12月30日晚间，演员们齐聚上海图书馆东馆，与读者们共度“《繁花》之夜”，现场不出所料座无虚席。在讲座开始之前，他们接受沪上媒体采访，聊起这部剧之于自己的意义。

“仿佛看到了我的父亲”

在金宇澄的原著小说《繁花》中，有1000多处“不响”。2020年9月10日，胡歌印象深刻的开机第一天，他从导演王家卫那里得到的答案也是“不响”。那天拍的场景是雪芝的家，即将拆迁了，阿宝故地重游。胡歌发现一件奇怪的事，空屋里没有雪芝的照片。“剧里没有沪生、小毛，雪芝或许是阿宝和过去产生关系的唯一途径。”出于好奇，他发消息问导演，戏里到底有没有雪芝？“等了很久，导演回了两个字：不响。”

演员胡歌，张熠摄

在胡歌看来，《繁花》补足了自己记忆中关于1990年代的那一块拼图。“我的父母和沪生、小毛一样，共同经历了那个时代。对于他们的经历，我充满好奇，也从只言片语中了解到当时他们经历的人和事，但始终没有一块完整的拼图。很多时候再多问一些，他们就跟小说一样，不响。”于是，当《繁花》这本小说出现时，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借此完成对那个时代认知的拼图。“可能在见到王导之前，我生活的很多部分就在《繁花》的世界里。”

在胡歌的记忆里，90年代的人都很忙，包括父亲及他身边的朋友，大家都嚷着要去做生意。隔三岔五就会有人到家里来，“谈的似乎都是大生意，但也没看父亲赚到钱，好在也没亏钱。小孩子对那个时代的认知是很肤浅的。那个时代，每个人都相当亢奋。《繁花》影像中所传达的、表现的上海，都和那个时代的人的精神状态是吻合的。”

《繁花》剧照

就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阿宝摇身一变成为宝总。“宝总这个人物有时代的复杂性和撕裂感。不管宝总在事业上做得如何风生水起，他心里永远是有一个阿宝的。”胡歌开了个玩笑，头发梳上去就是宝总，梳下来就是阿宝。宝总和平饭店的包间里，永远摆着一缸金鱼。这是导演埋下的伏笔。“看过书的读者和观众，马上就能感受到金鱼代表着什么。希望在接下去的22集里，大家能去寻找导演为阿宝埋下的伏笔。”

拍完戏看回放时，王家卫有个习惯，他会打开音乐，带着BGM一起看。胡歌依稀记得是《美国往事》里的音乐。“母亲离开后，我和父亲独处，他年纪大了，会说起以前的故事。拍戏过程中，我发现越来越理解我的父亲。在监视器前看回放，我仿佛看到了我的父亲。”

“演得不好给你剪掉”

在很多场合，胡歌都用“孙悟空与猪八戒”的关系形容剧中玲子和宝总的关系。当然，马伊琍饰演的玲子是孙悟空，宝总才是猪八戒。“这是玩笑的说法，在阿宝到宝总的转变过程中，玲子一直在帮他。夜东京就是避风的港湾，阿宝在黄河路上叱咤风云，到了夜东京，每次都会被玲子教育。昂首挺胸进去，灰头土脸出来。”胡歌说。

对于玲子这个角色，马伊琍觉得她是典型的“刀子嘴、豆腐心”。“玲子身上有上海女性非常闪光的一面。在阿宝周围的女性角色中，玲子身上母性的色彩更多一些。她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女性。上海人比较在意体面，呈现在距离感、安全感等方面。玲子和阿宝之间有张有弛、你来我往，是有距离感的。她会配合阿宝的体面，阿宝也是如此，这部分是由地域的秩序感产生的。”

演员马伊琍，张熠摄

在王家卫的剧组拍戏，没有固定的剧本，演员们每天到了现场化妆的时候才会拿到剧本，每个人都不知道除自己之外的戏份、布局、人物走向。“你们看到的很多精彩表演，都是在半夜三四点完成的。”马伊琍说。

有一场戏，令她几乎感到受挫。“那次拍玲子看阿宝的镜头，拍了6条过了。王导突然说，想让我演一个‘看见他就像看见空气’的感觉。从11点拍到凌晨两点，没有喝一口水，也没有坐回凳子上，我穿着高跟鞋一直上上下下，不知道拍了多少条，一直无法拍到他满意。导演说，我的眼睛里他感觉不到那么空的东西。”那时候，马伊琍很沮丧，因为职业生涯中很少有这种让导演不满意的时刻。“王导就过来拍拍我肩膀，请场记过来，忘了是36条，还是46条。导演说，你这个条数，NG前十名都没进去，他们不都活得好好的吗？”这一晚收工后，马伊琍没睡好，复盘了整晚，发现可能是自己本能地在抗拒导演要求的第二种表演方式。“第二天，我重新换了一种表演方式，拍了五六条也就过了。”

《繁花》剧照

金宇澄也讲过一个故事。有一次他去探班，导演在拍阿宝的一个面部特写镜头。一次、两次、三次，拍到第42条时，已经是半夜两点。他忍不住插话，说可以了，可以结束了。结果，王家卫导演和胡歌同时回转头问，为什么？后来，金宇澄向上海文艺出版社副社长李伟长讲了这个故事；30日晚上，李伟长又在上图东馆，把这个故事讲给当天的观众听。

马伊琍笑言，在片场，王家卫有一句话——“演得不好给你剪掉”。为了不被剪掉，所有演员都拼尽了全力。“很难用语言去形容这三年的工作。唯一可以让大家去感受的是，你去看戏的时候，一定会看到我们脸上岁月的变迁。三年前的眼神是很懵懂的，一切都是未知的；三年后杀青的时候，其实眼神里是有疲惫的，我觉得这符合生命的一个过程。”

“我就是陶陶，他不会离开我”

出现在记者面前的陈龙，穿了一件高领毛衣，外搭格子复古服装，有点像是《繁花》里陶陶的装扮。“陶陶真的也有一件差不多的衣服。”为一部戏拍摄3年，杀青那天，他很难和“陶陶”这个角色告别。

演员陈龙，张熠摄

“3年，在我的拍摄生涯中是顶峰的时间。拍完最后一个镜头，我很失落，正因为时间长，会跟角色、剧组建立起这样的情感。”陈龙记得，当时是拍一场和胡歌的对手戏，导演拍拍肩膀，告诉他这是最后一个镜头。演完后，大家开始鼓掌，恭喜杀青。“那时候心里难受，就跟自己说，陶陶要离开我了。正好这一幕被导演听到了，他说放心吧，不会的，你就是陶陶。”那天，陈龙回到家已经凌晨两三点，他在写字台上把这句话记了下来——“我就是陶陶，他不会离开我”。

进《繁花》剧组之前，陈龙光试戏就试了4次，每次心情都像过山车，不知道到底导演用不用他。在他看来，电视剧中的陶陶，要比原著中的陶陶幸福，因为有他的底线。“导演对这个角色做了很大改编，剧中沪生和小毛都没出现，导演说在看原著陶陶的时候，也要了解小毛的人物性格，我觉得他是把这两个人物做了糅合。”陈龙说，《繁花》既不好拍，又很好拍，“你只要听导演的，你相信他就很好拍；说不好拍，是戏确实有难度。这三年，导演把我表演的部分不断去掉，要的是我在剧中生活，这是《繁花》这部戏最大的收获。”

跟宝总包间里的鱼缸一样，陶记海鲜档里也藏着许多细节。阿宝和陶陶的出身截然不同，两人如何成为赤裤兄弟，剧里并未着墨太多。但其实海鲜档的墙上贴着两人年轻时的照片，桌面的玻璃下也压着合影。包括90年代黄河路上最流行什么海鲜，剧组请了专人做指导。“这些道具、细节，可能特写不是很多，但对演员的代入感是特别强的。”

拍戏三年，演员们用沪语演完了整部《繁花》。电视剧播出后，马伊琍听到周围朋友笑话家里的“小洋泾浜”，看沪语版时还要看字幕，“方言是文化里非常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一些话只能用俚语来表达，会说到你心坎里去”。陈龙觉得，拿上海话演戏其实就是在生活，“说沪语就是一种生活的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