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饭时分，石磨肠粉店炊烟升起，一旁的药店亮起了招牌灯，“房屋出租”广告牌高高悬起，挡住了中间的小巷子：昏暗、狭窄，仅能容一人行走。

巷子里多是居民楼的入口，大门款式一致。门锁一响，铁门悠悠敞开。蒋能杰趿拉着拖鞋，提着一袋垃圾，正要去丢。看见来客，他笑着打了招呼，低头对四岁的小儿子道：“谦谦带大家上去吧。”

他剪了一天的片子，给新房间装了个空调，刚做好晚饭，客人就已经到了。他下楼接来客，顺道扔个垃圾。拐出小巷，夜色斑驳，人声嘈杂。

这里是城中村，操着各地口音的人们来到这里。十二年来，他从湖南辗转到深圳、北京，又再次南下来到广州。“蒋能杰”的名字被越来越多人熟知，他却还在思考，怎么才能留在这里——南方的大城市。

蒋能杰家楼下

导演亦凡人

蒋能杰在湖南老家呆了一个星期才回广州。四月初，他的新作品《一切都会有的》在广州举办线下放映会，这是一部关于心智障碍者的纪录片。

观影者大多是心智障碍者和他们的家长，也有慕名而来的影迷。现场一位影迷给蒋能杰带了礼物，是他曾在豆瓣转发过的电影海报。蒋能杰很感谢，和他聊了许久，交换了微信。

蒋能杰在豆瓣上的简介是“独立制片人、纪录片工作者、导演”。这些头衔并不罕见，但“蒋导”比较特殊——他的片子无法在各大影院、平台放映，只能存活在网盘里，通过链接传播。

2020年3月，他在豆瓣蹲守，给所有点了“想看”影片的豆友递出《矿民、马夫、尘肺病》的高清资源：“公益题材，欢迎私下传播推荐......本片主创：能杰 敬上”。

蒋能杰给所有点了“想看”影片的豆友递出《矿民、马夫、尘肺病》的高清资源

将近半个月后，一条感慨“独立电影人太惨了”的微博为他吸引来了前所未有的目光。《矿民，马夫，尘肺病》在豆瓣一周口碑榜上连续霸榜两周，从评价人数不足飙到几万人标记“想看”。蹉磨兜转，拍片的第十一个年头，蒋能杰和他的纪录片终于“出圈”。

他一共拍摄了十四部作品。早期作品中，最知名的是聚焦留守儿童的“家乡三部曲”。“抗战老兵系列”则把镜头对准国民党抗战老兵，记录他们的晚年生活。2020年，蒋能杰又连续放出了两部作品，分别是关注性少数议题的《彩虹邮轮》和记录心智障碍者的《一切都会有的》。他的镜头聚焦在社会的各个角落，这是他的表达方式。

四月底，广州的天有些闷热。放映会上，观影者都安静地看着影片，室内除了电影的声音，只有空调机运转的声响。但在室外，蒋能杰面对的却是一地鸡毛。

恰逢太太李小钱周六上班，两个孩子没人照看，蒋能杰就把他们一块带到放映会来。四岁的谦谦和七岁的周周待不住，跑到露台空地上，抱着喷壶滋水玩。蒋能杰一面处理工作，一面还要惦记着孩子。不一会儿，他听见谦谦喊，“爸爸爸爸，哥哥他喷我。”别过头去看，眼前的谦谦已经濡湿了衣服，正和周周绕着露台打闹。

蒋能杰只好暂时放下工作，给谦谦换一身上衣，把湿掉的衣服晾在木板上。半个小时后，谦谦又跑到爸爸跟前“告状”。原来他又在玩水，这次把裤子又弄湿了。

蒋能杰无奈地笑着，蹲下身来，和谦谦商量道：“不要再喷水啦。爸爸现在还有事情，待会再来陪你好不好？”他打开自己的双肩包，里面除了一叠厚厚的签名海报、作品页册和数量有限的作品光碟，还有带给儿子换洗的衣裤、纸巾。他拿出备用衣物，给孩子换掉湿漉漉的裤子。

蒋能杰拿着儿子周周的美工作业

无论是纪录片导演还是父亲，该准备的，他都背上了。但在映后的交流会上，主持人让他做自我介绍时，他接过话筒，简洁干脆：“我是蒋能杰，我就是一拍片的。”

三十年细说从头：电影梦

1995年，蒋能杰十岁，他的母亲去湛江打工，砍甘蔗补贴家用。姐姐住校不常在家，排行老二的他于是担起了大部分的家务活：砍柴放牛，洗衣做饭，照顾弟弟。父亲管他管得严，有一回放丢了牛，他甚至不敢回家。

但日子仍有盼头。三十年前的湘南村庄，每逢村里老人寿宴，主人家就会请人来放露天电影。年幼的蒋能杰常常搬小凳子，在绳子撑开的银幕上，观看周润发或李连杰主演的黑帮片和武打片。春节，父母给他添置的新衣服是小警察套装，他们知道儿子想学电影主角除暴安良。

上了初中，蒋能杰迷上了文学。舅舅以前是语文老师，中文系出身，家里有很多文学杂志。他家离蒋能杰家只有两三里远，上下学经过时，蒋能杰总要顺手拿几本去看。《十月》《收获》《人民文学》这些在他眼里是启蒙读物的书，都是他从舅舅那借的。

舅舅多次高考都没能如愿，最终选择成人高考，自学了专科。那些书没再用上，他的儿子打算卖了换回些钱，被蒋能杰生气地拦下了。他索性全部搬空，作为自己的藏书，写上年份、日期，还有一句：“蒋能杰收藏”。

三年很快过去，他考上了省重点东安一中。频繁的补课和考试让他觉得厌烦，难得的每周半天假，他就往学校旁边的旧书摊，或是二手书店跑。两块钱买的一本书，他半天就能读完。

蒋能杰藏书

那时候同龄人爱看金庸的武侠、琼瑶的言情，他都不看。“广州有《花城》，湖南有《芙蓉》，北京有《十月》，上海有《收获》。”说起以前爱读的书，他兴致满满，“我喜欢纯文学。”

文学梦伴他度过了中学时代。高中毕业，他去长沙念书，忽然发现大学没自己想象得那么好。工业设计不是他喜欢的专业，逃课、挂科他满不在乎，只觉得自己不适合在学校待。他仍然讨厌考试，也不和同学一样打游戏、谈恋爱。大多数时间，他不是在读书，就是看电影。

新千年的头十年，一个第五六代导演、游戏、论坛一齐发光的时代。蒋能杰在电影里，感受到一种和文学相通的魅力。他渴望有一部电脑，好下载喜欢的电影，看个尽兴。

但他穷。面对学费欠缴的催款，他“脸皮厚”道：“家里没钱，再等等。”原想着申请助学贷款，却要到处跑部门签字盖章。小地方办事困难，家里没背景，贷款迟迟没有办成。父母宽慰他，学费没多少钱，发工资凑凑够了，别去求人了。

那时村里种地不挣钱，为了供他们上大学，父母都去了从化务工。一台电脑价格不菲，他仍在大二时如了愿。

蒋能杰和第一台电脑合影

电脑的到来连接了他和电影世界。他看侯孝贤的《恋恋风尘》，也看张艺谋的《活着》。他也喜欢许鞍华、陈果的文艺片，一天下来能看五六部。下载电影会拖慢网速，影响室友打游戏，他就改在深夜里下，后来干脆搬了宿舍。

他陆陆续续下载了张艺谋的电影，一部一部地看。《黄土地》让他心情沉重，《活着》让他觉得真实。看完《红高粱》时他却发愣，心想怎么就这么结束了。片尾机枪引来的爆炸，那似日全食般的漫天红让他感到震撼。“但那不是那时农民的真实表现，至今也不是。”他想。

电影看得越来越多，想自己掌机的念头不停在他的心里冒出来。他开始心心念念想拍电影，但他从没提起，工科生当导演，在别人眼里怕只是个笑话。

执念初成的年代，蒋能杰并不是一个人在挣扎。堂哥蒋平学的是摄影，是个“艺术疯子”。像《立春》里的黄四宝，他没有和同龄人一般找“正经”工作，而是狂热地痴迷艺术。他相信“疯狂就是天才，永不放弃就是成功”，到处打零工、贴海报，来支持自己的艺术事业。他和蒋能杰一拍即合，两人互相扶持着走下去。

蒋能杰跟在他后边学，两人一块跑上街头。流浪汉、卖艺者、拄拐乞丐……城市里形形色色的人在他们的镜框里定格。假期回到老家，他就拍乡村：青山梯田黄泥路，水塘耕牛八九只。

蒋平敢于不走寻常路，他心里是敬佩的。“可能就你可以理解我了。”蒋平对他说。

蒋平

逆流折返

蒋平没有走到底。

2008年，“北京欢迎你”的歌词唱响世界，金融危机也席卷而来。蒋能杰大学毕业，找了一份服务员的工作，跟蒋平和两个堂妹合租了房子，“先活命”。

一房一厅的房子，蒋平和他睡客厅。沙发只够一个人，他们就轮流睡地板，一晃过去半年。客厅没有窗户，夏天耐不住热，他们就跑到楼顶打地铺。一次半夜大雨，几个人直接被雨淋醒。

日子苦，但他总想着还有事要做。

遗忘让他觉得危险。上世纪90年代，“撤点并校”政策开始在全国乡村执行，大量农村中小学被撤，学生集中到小部分城镇学校上学。老家施行撤点并校后，蒋能杰的母校村小（中心小学下属的小学）也不复存在。

光安村的孩子要走十几里的山路到镇里上学，有的孩子甚至失学。07年村里临时办了一所私立学校，学生家长请了一位老师，给没法走远路的低年级孩子上课。但他们仍然希望村小能够重建。这件事传到他的耳朵里，他只觉心里隐隐有一股劲，自己得回去。

《村小的孩子》中孩子们走路去上学

蒋能杰管堂妹借了四五千块钱，东拼西凑，在深圳辞了工，买票回湖南拍片。作为导演，他先同孩子们处好关系，给村小的孩子们代课，一起读课本、聊天、走山路。过了一段时间，蒋平带着设备赶回来。两个人的团队，他们直接开拍。两三个月的拍摄，为《村小的孩子》和《高山上的马夫》攒了第一批素材。

年轻人心性热切，两个人商讨着自己掏钱拍的片，总要有个商标挂个名。蒋平想着，干脆就叫“棉花沙”吧。那是他们出生的地方，以前是一块块种棉花的土地，后来祖先盖了房子，“棉花沙”因此得名。

2009年的情人节，蒋能杰在博客上宣告工作室的成立：“无需太多的言语！无需太多的理由！只是我们所追求的梦想！”当时他掏不出注册商标的钱，只好搁置。棉花沙工作室没有根系似的出生，一走就走了十多年。

蒋能杰在博客上宣告棉花沙摄影工作室的成立

归根结底他们还是没有钱。辞工拍片并不能坚持太久，蒋能杰还是得回城，找工作，攒积蓄。2011年，他离开深圳，决定去北方闯闯。

11月份的太原对他来说太冷，廉价民房冷得让他睡不着觉。早上起来想刷牙，他却发现敲不开冰。但这不算考验，他一心只想做片子。

当时，蒋平的大学同学留校任教，在机房工作。白天学生要用电脑，他就晚上跑去借电脑剪片子。昼伏夜出，连房东都觉得奇怪。临走时，房东找他收了两百多块钱的晚间暖气费，他寻思自己一点没用着。

好在他学到了东西。蒋平的同学有经验，带着他剪片，没多久蒋能杰就能着手自己剪片子。日夜颠倒一个月，《高山上的马夫》熬出来了，那是他第一部纪录片。

对于非专业学摄影的他来说，蒋平就像他的引路人。对艺术的追求让他们短暂地同行，彼此扶持。但没有商量，没有相劝，蒋平一声不响地放弃了。接商业摄影、开美术培训班，对于结婚早的他来说，这些才是更现实的事——挣钱养家。

蒋能杰没觉得有什么，扛起相机，自己掌镜，自己剪片。十余年间，湖南老家的孩子一批一批地涌到城里谋生，他却一次一次地折返，在回乡拍片和进城打工间往复循环。从百货公司一路拼杀到光线传媒，他越来越“体面”，却越发厌倦机械化的生活。一旦手有余裕，他马上辞职，逃也似地回乡。

决定北漂的那一年，他卖掉第一台电脑充路费，夜里写下一首告别诗：是你不离不弃，今晚再在你的躯体留下以上字迹。遗弃你本不是我意，只是生活有太多的无奈。

真实与自由

2015年，他的第一部剧情片电影《矮婆》诞生，并在两年后拿到了龙标。以往，蒋能杰常常是以“纪录片导演”的头衔被人熟知，剧情片是他的首次尝试。但他仍觉得“花了100多万拍的片子最后还是当纪录片看了。”

真实，是这部影作的核心。他不找专业的演员，人物关系都是真实的。后来，表演要去世的奶奶两年后因病故去，表演逃离乡村的孩子们，除了云洁（影片人物）也都离乡打工。现实和电影巧合般地重叠了。

他想过很多种电影拍摄手法，思虑再三，还是选择了固定镜头，平静地讲述故事。就连剧本，也是根据他的童年往事改编的。

《矮婆》电影截图，又名《云在故乡等我》

如果说文学给他造了梦，那现实就是他的根。蒋能杰七岁时，外公因矿难去世。十一岁时，父亲被诊断为肺结核和尘肺病中期。村里的人们大多有这个病症，但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开矿谋生。蒋能杰自小看见了这一切，希望能以影像的方式，让更多的人看见。

他不停地拍。矿民、留守儿童、抗战老兵、性少数群体，都在他的镜头下。漫野的稻田，泥泞的山路，都是片中人物的处境。半夜大雨倾盆，屋顶破洞，遮蔽不住，雨灌水一般掉在屋子里。《矮婆》中的小女孩连夜起来放桶接水，好保住干燥的床，睡个好觉。一如他幼时面对的那样。

他不愿意别人叫他导演，觉得自己和他们是一样的。除了拿着一台相机，没有任何的区别。拍《初三》男生宿舍时，他和孩子们同吃同住一个月；跟拍留守儿童时，听到范魏媛要高考，他放下手头的工作就赶回去。如果有搭档问拍摄对象一些很犀利的问题，他也会立马制止——自己和拍摄对象是朋友，不能让他们觉得不舒服。

不定义自己是什么身份、跟很多东西都保持距离成了他的习惯。“我也不是公益界，也不是纪录片界，也不是导演圈，好像都不是。什么时候把公司（工作室）注销，我也会很开心。”对他而言，只要让他表达的自由，就足够了。

这些年也有人找他投资拍片，但他总会非常谨慎。他不希望自己片子的内容受到投资方的干涉，也不愿意因自己的选题敏感连累对方。他的大多数作品，至今还只能存活在网盘里，不能上平台播放。“所以你说我们有安全感，其实我们没有安全感。当然你说我有负罪感，我没有，我觉得我并没有干坏事。”他缓缓道。

他觉得自己只负责记录。每每有媒体或观众问他：“你觉得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他总是摆摆手，“宏大的问题不要问我，我怎么会知道。”他逃避宏大叙事，却注重微小细节。他在家乡举办了三届棉花沙乡村摄影大赛，收集爱心人士捐赠的二手相机，让村里的孩子们拍摄自己的作品。

棉花沙，他出生的地方，让他十余年都在此游走。他坦言自己有乡愁，十四部作品，大多和家乡有关。

每次辞职，同事问他去哪儿，蒋能杰总答：“我要回家。”无论是梦境还是现实，他总会一次又一次地回到南方。

棉花沙雪景

南方与他乡

南方是蒋能杰的生养之地，他的影像中总是有浓浓的土地气息。离开家乡在外漂泊，他去过北京、太原，也去深圳、广州，却发现南方始终才是他的归宿。

“离开北京前，朋友说香山红叶快红了，我们几个约时间去趟香山，还问我留不留恋北京，其实真不留恋。”他在博客写。每到一个地方，他都不会特地去著名的景点。能够让他有留恋的，只有那个地方的人。

17年他决定搬到广州长期定居，除了觉得广州的环境比较开放包容，更多的还是出于对孩子学业的现实考量。妻子小钱通过人才引进计划落户广州，孩子顺利积分入学公立学校，这已经是最理想的生活剧本。

但很多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没有这个条件。在他看来，公立学校本可以给经济条件较差的孩子去上，现在反而是给能力更好的人上，而大部分农民工子女上不起私立学校。

“他们在这里工作奉献青春劳动力，但是并不能享受这里的医疗和教育。所以他们实在是留不住了。”蒋能杰呷了一口烟，白烟徐徐上升，“当他们想回去家乡的时候，也回不去了。”

他说“回不去”，是觉得农村资源缺乏，已经满足不了人们对生活的需求。在蒋能杰的家乡，学校周边的书店除了教辅以外，很难买到其他的书籍。

2016年，他开始组建乡村公益图书馆——棉花沙图书屋。借助公益资源，募集网友和朋友的捐款，他负责牵桥搭线，给孩子们建图书馆。自己小时候没书读，他希望现在的孩子可以尽情读书。

今年三月，一对老夫妻打电话给蒋能杰，想要处理一些曾任记者的女儿的新闻丛书。夫妇俩经常参加蒋能杰的放映会，也多次给图书屋捐款。蒋能杰听罢，叫了辆车前去，连书带柜地拉了回来。

他将这些书放在了家里最顺手的位置，闲暇时便拿起一本来读。朋友来做客，蒋能杰会让人挑几本带走。“我一直倡导物尽其用，就是说书在你手上能影响你，或者你看完再给下一个人，我觉得这书就发挥了它的价值。”

蒋能杰书架上的新闻丛书

这正如他将作品放在网盘里传播，虽然有违行业规则，但他觉得纪录片要被看见才能发挥价值。为了拍片子，他砸锅卖铁，接商业拍摄攒钱，背了一身债。婚礼葬礼的商业拍摄，只要有钱挣，他一概不挑，有时还和人讨价还价。

他一直这样生活着，直到最近几年，大儿子周周升入小学，对现实的考量让他改变了原来的看法。“好多钱都投到了影片里，”顿了一下，他若有所思道，“所以我们想少拍点，还是努力买个房子。”

他受邀参加过几百场放映会，去清华大学、中山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高校交流。与各路精英相处，他却自我认同为“屌丝”，觉得这样“就不需要那么多虚伪客套，也没那多限制和顾虑”。更现实的是，他目前没有固定收入，依靠拍摄的零散薪资、放映会酬劳和网友的打赏度日。父母的养老，孩子的培养，这些问题都摆在了他面前。

今年春节，他在老家接下了一个婚礼拍摄工作。因为剪辑师价格高昂，他常年自己剪辑，右手袖口磨出了线头。

2月18号，剪完视频，蒋能杰挥起锄头，在架设着电线杆的田埂上劳动。休息的间隙，他想到过完年后近在咫尺的未来，在QQ空间上写下：“又准备进城务工了......希望留得住。身体和灵魂都需要有个归宿。”

文字的末尾，配了一张图片：棉花沙山头剪影一层一层，野草细细碎碎伸向天际，一轮白炽的太阳挂在半空，田埂上，农人举起的锄头悬而未落。

蒋能杰 QQ 空间配图

吴琳 余颖欣 卢楠| 采访

吴琳 余颖欣 卢楠| 撰文

谢怀琳| 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