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野千鹤子出现在电影对白当中，

这位以讨论性别议题而出圈的日本社会学家

在国内已经形成了巨大的影响力。

颇负盛名的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

也曾深入思考性别议题

并出版过一本学术作品《男性统治》，

这本书在研究性别议题的

诸多学术论 著当中显得有些特别，

因为作者是一位男性，

更具体地说，是一位白人男性

（用电影中的对白来说，自带原罪，占据了太多性别红利的那一种）

那么他的研究有什么能够

跟《好东西》形成对话的地方吗？

《好东西》的好 ，

能够得到一些穿越时空的理论验证吗？

接下来我们想结合着《男性统治》里的讨论，

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些在看《好东西》时

感到深深触动的设定和情节。

我们想说，《好东西》真的是“好东西”！

反传统的叙事：

处处凸显的女性力量

布尔迪厄对传统的男性统治的社会秩序有一个这样的总结：

P8

男性秩序的力量体现在它无须为自己辩解这一事实上：男性中心观念被当成中性的东西让大家接受，无须诉诸话语使自己合法化。 社会秩序像一架巨大的象征机器一样运转着，它有认可男性统治的趋向，因为它就是建立在男性统治的基础之上的：这是劳动的性别分工，是对两性承担的活动及其地点、时间、工具的非常严格的分配；这是空间的结构，存在着专属男人的集会地点或市场与专属女人的家庭之间的对立，或在家庭内部，照管炉火的男方与照看牲畜棚、水和植物的女方的对立；这是时间的结构，劳动日、农事年或生命的循环中断的时刻是男人的，漫长的妊娠期是女人的。

而《好东西》当中的角色正是对这种传统“男性统治”秩序的一种反叙事。 它的镜头对准的是一个女子力爆棚的世界，一个女性承担着各种角色而且都做得很棒的世界。

电影的主角是一个“三女家庭”，很飒的大女人、优秀前记者、单身妈妈王铁梅，可爱恋爱脑女歌手小叶，人小鬼大非常智慧的女儿王茉莉，简直是女性共同育儿的伟大实践。电影充满了有女性力量的小细节，比如有网友提到，影片开头，为铁梅和小孩母女搬家的公司是“袋鼠妈妈”；在宣传片中，铁梅说“我觉得我什么都能做得好，上班、挣钱、养小孩、教育……”；铁梅通下水道、修木地板、换灯泡都能完成（“大学的时候选修过污水治理”）…… 为什么观众们看着爽，是因为这些呈现都 突破了传统男性统治视角当中的那些束缚——世界的运转以男性为主导，女性应该遵循性别的劳动分工并安于社会分配给自己的性别角色。整部电影就是一个大大的“咱们女性有力量” ！

母亲不被看见的家务劳动，

是和宇宙的共振

如果让观众们选择《好东西》当中最浪漫的片段，相信小叶带着小孩猜声音同时铁梅在做家务的这段蒙太奇会得到不低的票数。导演把女性长期对家庭的那些如此细微、琐碎但又如此繁重的付出，进行了极度浪漫化的表达，那些不被看见的家务劳动此刻完成了和宇宙的共振，它像大自然一样充满诗意与力量。而导演用这样的镜头语言，用很轻盈的、不诉苦的方式，让大家看到，母亲要做的事情如此多，她又是这么能干！

而布尔迪厄在书中是这样理解“看不见的女性”的，他发现性别分工被纳入维持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的劳动分工之中。这种劳动分工的结果是，男性实践常常是公共的、官方的、庄严的，女性实践则是普通的、日常的和重复的。《男性统治》中举了这样一个有关神话-仪式的例子：

P64

……神话-仪式逻辑赋予男人的介入以特权， 男人的介入总是在结婚或开犁的时候以公共的、官方的、集体的仪式为标志……女人的周期只产生随意的、几乎是偷偷摸摸的仪式行为 ：一方面，是对生活过程的中断的和异乎寻常的介入，是庄严完成的冒险的和危险的开创行为——有时，第一次开犁在公共场合，在众人面前举行——另一方面，是一个自然的和被动的隆起过程，女人或土地是这个过程的地点、机遇和物质基础，而不是行动者；这个过程只要求妇女具有相应的技术或习惯经验，以及靠劳作佑助自然的行为（比如锄草和为牲畜拾草），因此，这些行为更加不为人所知，首先不为男人所知：因为它们是 熟悉的、连续的、普通的、重复的、单调的、“卑贱的和容易的” ，正如我们的诗人所说，它们大部分只能在视线之外，在房屋的阴暗角落或在农事年的萧条期完成。

简而言之，在父权制的叙事中，社会活动也是有性别的：盛大的典礼是男性的，琐碎的日常是女性的。而在《好东西》中，邵艺辉导演用一段轻盈、流动的声音和家务画面的蒙太奇，让观众看到了母亲的日常、“听到了”女性的劳动、为常被忽视的家务赋予了一种盛大。这也许是很多观众坐在荧幕前，一边为这种溢出画面的灵气而感叹，一边为母亲的日常而感动的原因。

我们都爱《好东西》穿搭

《好东西》上映不久，各大时尚号就已经开始扒各位主角的穿搭。首要的原因，好看！铁梅的造型又飒又舒适，小叶的造型又美丽又有风格，小孩的小辫也有个性又有趣，每个造型都恰如其分地展示了人物本身的性格与光彩。同样重要的原因，有态度！《好东西》当中的女性造型摆脱了男凝，让女性成为表达的主体（铁梅的每件衣服都特别有梗），有一位网友的发现也让人很有触动：整个影片当中没有一双高跟鞋！

社会学家布尔迪厄也在《男性统治》中特别提到过女性的服装（比如高跟鞋、短裙子）在社会结构中的功能性——让女性的身体回归到男性统治的秩序当中。

P37-38

好像女性特征是以“变得小巧玲珑”的艺术来衡量的（柏柏尔女性通过昵称表现自己）， 妇女们被囚禁在一堵看不见的围墙之中 （面纱不过是看得见的表现） ，这堵围墙限制了她们的身体运动和移动的地域 （而男人们却用他们的身体占据更多的地方，尤其是在公共空间中）。这种象征的禁闭实际上是通过她们的衣服来实现的（这在过去的时代更明显），这些衣服的作用，一方面是蔽体，另一方面是不断地让身体回到秩序中（裙子发挥了一种完全类似于教士的长袍的功用），根本不用明确规定或禁止（“我妈妈从未告诉我不要把双腿叉开”）：衣服要么以各种方式限制运动，比如高跟鞋或经常占满手的袋子，特别是禁止或阻止各种运动（跑步、不同的坐姿等）的裙子；要么只准许需不断地采取提防措施的运动，比如年轻妇女不停地向下拉过短的裙子，竭力用前臂遮住由于衣领过低而暴露出的地方，或在捡东西时为了保持双腿并拢而表演真正的绝技。这些行为举止与适用于妇女的道德标准和自我克制有着深刻的联系，而且持续地强加给她们，仿佛她们是不由自主的，尽管她们已不再受到衣服的约束（例如某些穿裤子和平跟鞋的年轻妇女走路时迈着急匆匆的小步子）。 有时——地位高的——男人允许自己呈现某些放松的举止或姿态，比如在坐椅上来回摇晃或把脚搭在办公桌上，以证明自己的权力，或证明自己的自信，这些举止或姿态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在《好东西》当中，导演没有为了塑造铁梅的成功事业女性形象，（像许多男性导演那样）让她穿上细跟高跟鞋，铁梅的衣服大多随性潇洒，穿着平底鞋步步生风，各种自带吐槽的T恤让人忍不住多看两眼；也没有为了突出小叶女歌手的身份让她穿上更适合“传达魅力”的裙子（小叶的很多衣服是有点朋克的、反叛的，经常有皮夹克、带点异域风情的马甲等出现），电影里她们的衣着代表了她们想要表达的话语，而没有成为她们社会身份的枷锁，这样的造型真是直戳心底啊。

“有毒”的男性气概

《好东西》当中对于男性角色的塑造也非常有趣，抛开Tinder男小胡不谈，前夫哥赵又廷和鼓手小马的“雄竞”贡献了电影中的多个爆笑名场面。在饭桌上比拼吃蒜、吃药的时候小孩问小叶：“他们在干嘛？”小叶说：“比拼男子气概。”简直让人忍俊不禁。

对于男子气概，白人男性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是怎么说的呢？

P69

男人也是统治表象的囚徒和暗中的受害者。

P70

男性特权也是一个陷阱，而且它是以长久的压力和紧张换来的 ，这种压力和紧张是男人在一切场合展示男子气概的义务强加给每个男人的，有时甚至发展至荒谬的地步。

“有时甚至发展至荒谬的地步”，哈哈，比拼谁和铁梅一起和面、抢着扔垃圾，是挺荒谬（90%荒诞）。更荒谬的是，前夫哥自学“女权知识”，努力阅读上野千鹤子，满嘴女权学术名词，但实际上啤酒洒了大家都在擦地自己躲老远（扔了两张纸巾过去意思了一下），连柜子都不会安装，之前也是因为没有工作自己在家带孩子，长久如此男性自尊受不了主动跟铁梅提出了离婚，之后又因为“不是每个女人都能像你妈妈一样不在乎男人有没有钱”来求复合。所谓的“支持性别平等”只是这类男性的伪装，他们的内核还是在传统男性叙事中打转。可以说男权叙事给男性灌输了“有毒的男性气概观念”，因此他们也是暗中的受害者吗？似乎也值得思考一下。

性别议题在许久以来都是一个受到许多关注、值得深入讨论但讨论起来又相当有难度的议题。就像白人男性社会学家布尔迪厄自己也说，“如果我不曾被我的研究的整个逻辑性吸引至此，我不会接受一个如此艰深的课题的挑战。”他在总结社会的变化时曾说：

P125-126

主要的变化无疑是男性统治不再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尤其因为女权主义运动巨大的批判作用，至少在社会空间的某些地区，普遍强化的恶性循环被成功地打破。

《好东西》在当代新的语境下为围绕性别议题的探讨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也鼓励着大家都在打破固有秩序的恶性循环中去贡献自己的力量。就像小叶对小孩说的那样，我们不玩他们的游戏，“去建立一个新的游戏”。大家在观影、阅读的过程中，不断地产生的新的思考，都是推动社会变化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