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柏杨说过，中国历史有三个虎虎有生气的黄金时代，一个是春秋战国，一个是唐朝，再一个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柏杨的说法精确与否，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仅就20世纪而言，“五四

”时期造就的一群人杰天骄，堪与先秦诸子相媲美；“五四”时期人文学科的成就事实上成了20世纪的顶点。虽然新时期有了许多名家，但若是以学贯中西的“五四”时期的先贤先哲为参照，时人谁敢说他们的总体成就超过了鲁迅、胡适、郭沫若？尤其是鲁迅和胡适，我以为，鲁迅一生都在批判一个旧中国，胡适一生都在探索怎样建设一个新中国，他们二者的对立统一，奠定了中国新文化的基础。

鲁迅生前死后，都是最受诬蔑的人。然而，1949年以后，在中国大陆，鲁迅也被定为一尊，成了历次政治运动的工具，成了“四人帮”打人的棍子。鲁迅被利用，被歪曲，被肢解，鲁迅成了“两个鲁迅”，一个是作为客观存在的鲁迅，一个成了当权者整人的工具库中一件被经常使用的工具。单纯的鲁迅世界变成了十分复杂的各种各样的鲁迅现象。

埃德加・斯诺曾感到奇怪：为什么鲁迅常常成为中国文坛上争论的中心？鲁迅生前死后，为什么一些人，甚至包括某些左派，常常苛刻地攻击他？是的，我也要问，中国的文人们为什么老是以诬蔑鲁迅为自己的勋业呢？是不是鲁迅的伟大与崇高刺激了他们的某根神经？是不是一定要把鲁迅变成符合他们的所谓“人的复杂性”了，他们才善罢甘休？鲁迅死了六十余年，没有多少安生的日子！

鲁迅去世的第二天，就开始了他半个多世纪受非议、遭诬蔑的厄运历程。鲁迅是1936年10月19日逝世的，噩耗传出，几乎全国的报纸，都在10月20日发出了沉痛哀悼的报道。而天津的《大公报》，发出的却是一则“短评”――《悼惜鲁迅先生》，竟然利用这短短的悼文，向鲁迅投出了明枪暗箭，明目张胆地说什么：“他（鲁迅）那刻薄尖酸的笔调，给中国文坛画了一个时代，同时也给青年不少的不良影响。”

青年李何林看到这篇“短评”，当即写出了他无法抑制的愤言：

鲁迅的一支“深刻锐利”的笔，透入了教授、学者的骨髓和苍蝇、蚊子的灵魂；……现在倘是站在中国吸血鬼的代言人的立场，“尖酸刻薄”一定是不足解恨，他这次假使不是因为肺结核而死，应该“食肉寝皮”或者“鞭尸”的吧？何必还假慈悲的说什么“……我们万分悼惜的”呢？鲁迅先生死而有灵，也决不接受你们的“悼惜”！

鲁迅去世的第二天，就有非议、诬蔑鲁迅的文章出笼，而与此同时，就有李何林这样一生以捍卫鲁迅为己任的斗士站出来反击、批驳，于是，构成了中国文坛一道独特的景观。

二

几十年来，人们非议、诬蔑鲁迅有些什么内容呢？从鲁迅不是革命家到鲁迅嫖妓，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

从政治上看，他们认为鲁迅不是革命家，不仅不是革命家，甚至是汉奸。郑学稼的基本论断是，鲁迅身为光复会会员，但在辛亥革命期间并无多少革命行为。接着，在辛亥革命以后，鲁迅却变成了一个小小的北京军阀政府的官僚。郑学稼还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鲁迅并没有真正从事过地下活动，如游行集会之类，因而在左派看来，他也不算是革命家。

鲁迅果真不是革命家吗？

思想革命算不算革命？在郑学稼看来，似乎是不算革命的。他理解的革命，大约就是上街游行，大约就是暴力行刺。鲁迅关在家中做文章，不管他做的是什么内容的文章，“作”者，非“做”也，故而鲁迅是永远当不了革命家的。

鲁迅在思想革命史上的意义，是有目共睹的。1918年鲁迅参加了《新青年》的工作。同年5月，他以“鲁迅”为笔名，发表了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以后鲁迅几乎所有的作品，都具有不可磨灭的战斗精神，因而，也同样有着不可磨灭的革命意义。

郑学稼还用人身攻击的手段，把莫须有的罪名强加给鲁迅，以此来说明鲁迅不仅不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战士，反而是一个只爱别国（苏联）而不爱中国的人，搞不好，与他弟弟一样也许要成为汉奸哩。书中，郑学稼对鲁迅与周作人已经分道扬镳故意不提，开口闭口所谓汉奸弟弟，他要给人一个感觉，似乎是有其弟必有其哥。是的，鲁迅是赞成过苏联，可是，孙中山不也赞成过苏联吗？这怎么能与周作人当汉奸相提并论呢？郑学稼还随心所欲地诬蔑鲁迅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暗中保护”，他简直把鲁迅描绘成了汉奸了！

从思想上看，他们认为鲁迅不是思想家。李长之在《鲁迅批判》中说：“然而鲁迅不是思想家。因为他是没有深邃的哲学脑筋，他所盘桓于心目中的，并没有幽远的问题。他似乎没有那样的趣味，以及那样的能力。”李长之的结论是：鲁迅没有思想，因为他只有攻击的一方面，没有建设，所以只有零星的杂感而不成系统。

这种见解在攻击鲁迅的阵营里，算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梁实秋就问过，鲁迅到底自己有什么见解呢？他说：“没有人能说清楚‘鲁迅思想’是什么……鲁迅思想，其实只是以尖酸刻薄的笔调表示他之‘不满于现状’的态度而已。而单单的‘不满于现状’却不能构成为一种思想。”施蛰存也说，鲁迅是没有自己的思想的。他说：“鲁迅者，实在是一个思想家，独惜其思想尚未能成一体系耳。惟其思想未成一体系，故其杂感文集虽多，每集中所收文字，从全体看来，总有五角六张、驳杂不纯之病。使读者只看到他有许多批评斥责之对象，而到底不知他自己是怎样一副面目。”此外，也还有一些人所见略同。

不仅如此，他们甚至还认为，鲁迅是一个虚无主义者。周作人、叶公超都持这样的观点。

我要说的是，有没有思想系统，最重要的是要看他的思想为现实社会解决了什么问题。

什么叫思想家？怎样算有了思想体系？孔夫子有没有思想？毛泽东有没有思想？如果我们承认孔夫子和毛泽东都是思想家，那孔夫子的思想不是由许多对话组成的吗？毛泽东思想不也是由“概论”一类的书来完成的，换一句话说，毛泽东思想也是由一篇一篇的文章堆垒而成的。这些文章里面有的固然是论文，但也有杂文，也有书信，等等。和孔夫子、毛泽东一样，鲁迅也有自己的思想及其体系。

针对李长之的“鲁迅不是思想家”的论断，袁良骏在《误解与真知》一文中指出，这显然是不能成立的。他说：“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列宁诚然是思想家，但是，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歌德、托尔斯泰难道就不是思想家吗？他们也许没有留下什么哲学讲义，但是，他们的伟大作品不都是他们伟大思想的结晶，含蕴着深刻的哲理吗？反言之，没有深刻的思想，他们能成就自己伟大的作品吗？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一个伟大的作家首先就必须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鲁迅自然也不例外。姑不论鲁迅的数百万言的杂文，即使他的小说，也都是他的伟大革命思想的结晶。像他的代表作《阿Q正传》那样的作品，其思想难道还不够博大精深吗？难道我们能够离开鲁迅的创作实践去苛求什么‘思想家所应有的清晰以及在理论上建设的能力’吗？实际上，鲁迅对中国历史的深刻的认识，对社会生活的熟悉洞察，对中国革命的精辟分析，几乎超过了中国当时所有的政治家、哲学家、历史家和社会学家。中国人民已经而且还将从他的遗产中撷取那些思想的精华，从而指导自己除旧布新的伟大斗争。怎么能否认鲁迅作为思想家的存在呢？如果鲁迅够不上思想家，那末，小自中国，大至世界，还有多少人可以够得上思想家呢？”袁良骏认为，鲁迅是另一种类型的思想家，是以文学家的面目出现的类似于托尔斯泰的思想家。在这里，他突出了鲁迅对中国历史、中国社会的深刻洞察与全面认识。

在今天，接触过鲁迅所有作品的人，往往被鲁迅博大精深的思想魅力所深深地吸引。不少人甚至认为，鲁迅首先是思想的，其次才是文学的。现在、今后，大约不会有人再怀疑鲁迅作为伟大思想家的巨大存在了吧？

从创作上看，他们认为鲁迅不是文学家。首先是否认鲁迅的杂文，认为杂文不是文学。这本不是什么新鲜的观点。奇特的是，他们不仅否认鲁迅的杂文，甚至鲁迅的小说、散文、学术研究等等，一律都在否认之列。他们有的还从“比较文学”方面有所“发明”，以为鲁迅只不过是一个一般的作家。他们认为，鲁迅的杂文不算文学作品；他的小说，写得好的也不多，而且全部都是短篇小说，不成气候。有人说，鲁迅在中国新文坛上有多方面的建树，可当团体赛盟主或全能冠军，但在单项中不能摘取桂冠。因为，他的小说比不上茅盾、巴金、老舍，他的诗歌比不上胡适、郭沫若、闻一多，他的散文比不上周作人、朱自清、郁达夫。

邢孔荣的《论鲁迅的创作生涯》，是一篇攻击贬损鲁迅文学成就的很有代表性的文章。虽然文中用了一些抽象肯定的词句，如“不朽”、“杰作”之类，但通篇都是具体的否定。可以这么说，几十年来，几乎没有一个人、一篇文章，这么彻底地否认了鲁迅的创作成就。作者写道：“作为艺术家的鲁迅先生之所以不朽……是因为有了《故乡》、《阿Q正传》等四五篇杰作。”对这“四五篇杰作”，作者又是如何具体评价的呢？他认为，《狂人日记》的致命弱点在于模仿，而不是创新。……模仿之作，当然不能成为杰作。其次，作品锋芒直露，缺乏内在美感。“阿Q这个人物基本上还是成功的。但是《阿Q正传》的漫画式的倾向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开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即以所谓的本质代替形象。后来的仿效者们在这条危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以致把‘典型化’变成了‘脸谱化’。”照邢孔荣的意见，除了四五篇之外，《呐喊》、《彷徨》里的其他作品，都是“泛泛之作或充数之作”；《野草》是“二流作品”；《故事新编》是“失败”的“三流作品”；《朝花夕拾》没有艺术价值可言，因为它“不是真正的文艺作品”。至于鲁迅的杂文更是毫无价值，鲁迅写那些东西“首先是为了吃饭”，至于把杂文喻为“匕首”、“投枪”，“不过是自我安慰而已”。

这就是邢孔荣对鲁迅全部作品的评价。

这里，我们难道有必要摆出鲁迅的一大堆文学成就，来纠正这些信口开河者的胡说吗？

从私生活上看，鲁迅也被攻击他的人骂得一无是处。这里就不一一详说了。

我想，若是用日常生活的语言来表述，鲁迅是被鬼缠上了。鲁迅的每一句话都要放到显微镜下，被放大无数倍，从中挑剔出可以攻击的内容。攻击鲁迅成了苏雪林以及苏雪林们一生生活的内容。

三

鲁迅去世以后，对非议、诬蔑鲁迅的，我们不能不首先从政治上看问题。鲁迅去世时，当时的国民党政府虽然也有一些要人加入了追悼的行列，比如，孔祥熙就送过挽联，然而从总体上看，当局对悼念鲁迅的活动一是持沉默的态度，二是持反对的态度。当时的国民党宣传部曾发过一个通知，肯定鲁迅的小说创作，攻击鲁迅参加的革命活动，对鲁迅杂文持否定态度。

与国民政府的沉默相反，中共中央立即发出唁电，给了鲁迅极高的评价。不久，毛泽东又发表《论鲁迅》等文章，称鲁迅为现代中国的“第一等圣人”。

从这样的背景出发，我要说，鲁迅去世以后，在很多的时候和很多的情况下，鲁迅不是国家的鲁迅，不是民族的鲁迅，而只是政治集团的鲁迅，是某一政治集团的朋友，是另一政治集团的敌人。“鲁迅”二字成了政治符号。

说起侧重以政治的眼光来看鲁迅这一点，我以为，当首推苏雪林。我以为，苏雪林是喜爱鲁迅的作品的，早年也对鲁迅怀有敬意。她曾在鲁迅面前谦称为“学生”，这应是诚心诚意的。

鲁迅去世不久，她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拐弯。这是为什么呢？我觉得，苏雪林在关系到“党国”利益的时候，就只能牺牲她心目中的鲁迅了。虽然卑劣，但她对“国民政府”的忠诚却是始终如一的。苏雪林的骂鲁迅，出于政治的考虑是最主要的。

另一种情况，也是与政治有关但却与鲁迅基本上无关的。建国后，凡是被鲁迅“骂”过的人都遭到不同程度的迫害，有了不幸的命运。于是，他们骂鲁迅，是因为他们要洗刷不白之冤。然而，这是鲁迅的不幸呢还是时代的不幸呢？我以为，鲁迅不能为他死后的事情负责任，鲁迅也不是当权者，他说的话也不是组织、人事部门下的结论。被鲁迅批评了几句，便有了不幸的命运，这只能是时代的不幸。

这一类情况比较典型的是夏衍。今天，我们站在善意的立场理解他们，我觉得，与其说他们对鲁迅不满，不如说是对极左分子的不满。应该说，他们主要攻击的，似乎还不是鲁迅，而是神化、利用鲁迅的人们。换言之，他们针对的是当代中国的鲁迅，而不是鲁迅本身。尽管这样，可是，谁又能否认得了，夏衍以及夏衍们客观上伤害了鲁迅呢？！

第二种情况是价值观念的不同，也可以说是世界观的不同。这一点，我要以闻一多对鲁迅的态度来说明问题。

闻一多和鲁迅一样，也是正直的人。没有人对闻一多的人格表示怀疑。

闻一多留学美国。回国后，因为有着共同的文学兴趣和审美倾向，他自然和留学英美的梁实秋、徐志摩等人“泡”在一起。鲁迅在与梁实秋、徐志摩论战的时候，闻一多正是他们的好朋友。虽然目下没有资料表明鲁迅、闻一多有过交往或有过笔墨官司，但从闻一多的自述中，我们可知他曾经与新月派取同一立场，早期的闻一多是不把鲁迅放在眼里或并不理解鲁迅的存在对于中国的意义的。

鲁迅逝世的时候，清华大学文学研究会于当年10月24日举行了一次追悼会，会上，闻一多发表了演讲。在这样严肃的场合，闻一多仍然按捺不住地说出了他对鲁迅的带有新月色彩的偏见。他说：“鲁迅因为个性的关系，仇人很多，和他认识的人，除了那些喜爱他那种性情的人以外，十有八九都是他的仇人。”

我以为，闻一多关于鲁迅“个性问题”的见解，客观上伤害了鲁迅。

闻一多当时之所以对鲁迅有如此的偏见和误解，与他当时所处的环境是不无关系的。1936年前后，闻一多正沉下心研究先秦汉魏六朝诗，同时还在研究中国古代神话以及唐诗等。在优美的环境中做着关于远古的学问，确实是很难理解鲁迅以及鲁迅战斗的意义的。

后来，环境变了，闻一多也变了。1944年和1945年两年，是昆明民主运动浪潮高涨的年代。时局的恶化，不仅使闻一多无法静心于学问，甚至影响了他的日常生活。国难家窘，他激动了，他愤怒了，他走出了书斋，他扔掉了他用惯了的笔，他投入了现实的斗争，闻一多对鲁迅的斗争精神和革命行动也有了新的认识，新的理解。

闻一多勇敢地向鲁迅忏悔：

现在我向鲁迅忏悔：鲁迅对，我们错了！当鲁迅受苦受害的时候，我们都正在享福，当时我们如果都有鲁迅那样的骨头，哪怕只有一点，中国也不至于这样了。

骂过鲁迅或者看不起鲁迅的人，应该好好想想，我们自命清高，实际上是做了帮闲帮凶！如今，把国家弄到这步田地，实在感到痛心！现在，不是又有人在说什么闻某某在搞政治了，在和搞政治的人来往啦，以为这样就能把人吓住，不敢搞了，不敢来往了。可是时代不同了，我们有了鲁迅这样的好榜样；还怕什么？纪念鲁迅，我想应该正是这样。

多几个鲁迅，就不会“把国家弄到这步田地”，中国才有救，这就是闻一多的结论。不久，闻一多为了实践他这用生命历程体验出来的结论，付出了宝贵的生命。闻一多从书斋走向了人生、社会，从与鲁迅价值观的不同，又回归到了鲁迅。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伟人，为自己的伟人树碑立传，世界皆然。鲁迅是近现代史上的伟大人物，他还是中国现代最伟大的文学家。有缺点的伟人也终究是伟人，我们总不能以任何人都有“缺点”为名，从而否认了伟人的存在吧。

（摘自《鲁迅是非》，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1月版，定价：3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