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方遥远年代的中国大地上，诞生了一部至今仍令人叹为观止的奇书《周易》。这是用最简单的阴阳符号象征来阐说最复杂的宇宙、大自然及人类社会变化规律的最古老而奇特的哲学专著。纵观中华几千年的文明史，大凡凝聚着人类智慧之光的思想，其源盖出于《周易》。易道广大，无所不包，体大思精。《周易》的形成和完备，经过了长期的历史演变过程。所以说，易道深，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周易》的哲理光芒发自远古，映照今天，又源源不断地启迪着未来。

《周易》被称为中华文化的根。在中国古代的传说中，伏羲画八卦，为我国文字的雏形；文王演周易，是我国文化的开端。文王的儿子，创造周代文化黄金时代的周公，著作《爻辞》。用文字阐述易理，始成《周易》。优秀的作品无论你怎样去探测它，都是探不到底的。潜心读《易》，使人深切感受到《易》学智慧于人生各领域中之无所不在。孔子晚年喜易，序彖、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经过岁月的浪淘沙汰和鉴别比较，历史终于选定了班固《汉书·艺文志》的说法，“《易》为群经之首也”，这就成为历代经学研究者共同遵循的观念。

《周易》以阴阳变化阐释宇宙万物的一切变化，以占断启示天理亦即人道的变化法则，究明这一法则，就可以把握人生立身处世的要谛。综观《周易》六十四卦，蕴含着极为丰富的人生哲理，是先哲们对人生经验的积累和思考，闪烁着探索人类未来道路的智慧火花，也回荡着对后人的苦心劝诫，其深刻、其博大、其用心良苦，不能不令人叹服。了解《周易》的思想，要由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系辞”中，去仔细玩味，探赜索隐，钩深致远。《周易》中的人生哲理，微言大义，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顺应时势，刚健自强。

人类生活在广袤无涯的大自然之中，每日一抬头就见到辽阔的天空，一举足就接触厚实的大地。日月运行，寒暑更迭。“天”之雨露和“地”之膏泽养育着人类及大自然万物。天地的变化，风雨寒温，阴晴霜雪，动静炎凉，无不直接影响我们的生存现状。因此，天地变化规律，成为人类自古以来最为敏感的问题，也成为以探究“天人”之学为主要内容的《周易》哲学的一条主线。《易》是天人之学。《易》述天理，天理即人道。人怎样与自然界（天、地）相协调？这是事关人类生存的重大问题，因此，古人历来十分重视对这一问题的探索。汉代学者讲求的“天人感应”，孟子所谓“天时、地利、人和”，均是围绕这个问题而进行的某方面思考。《系辞下传》追述伏羲作八卦的情状时说：“古者包牺（即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天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周易》教导人们做事要顺乎时势。所谓“顺”，就是承天而时行。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凡事都应顺势而为，不可强求，更不能逆取。强求逆取之事必有后遗症。若时机尚不成熟，应耐心等待。任何事物永远都在变动之中，“变易”是整本《易经》最关键的内容。《易经》的道理，是在无路可走时，就要变化，变化就能通达，通达就能保持长久。黄帝、尧、舜能遵循这一变通的原理，当然会得到天的保佑，吉祥没有不利。所以，不必奔波辛劳，垂着手无须有所作为，就使天下太平。读过《周易》的人要明白，我们所看到的只是事物目前的状态，接着它迟早会变向相反方面去。变易而不易，复杂而简易，于变化中生成与发展，于反复中保持统一与和谐。而这一刚健中正，无穷无尽，永恒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正是宇宙精神之所在。

《周易》产生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从一开始形成就与人们的生活方式紧密联系在一起，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的命运变迁规律的总结，是人们在长期生活中祸福经验的积累和哲人们对这些经验思考的结晶。《周易》从产生到完善，三易其名，历时数千年，许多结论是先人通过无数次的亲身体验，是用牺牲、苦难和挫折换来的。这是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一个根本区别。康德曾说：“我们的责任不是为了制作书本，而是为了制作人格；不是为了赢得战役和疆土，而是为了行为间的秩序和安宁。真正的大师的杰作是一种合宜的生活方式。”康德的理想和期盼包括康德在内的西方哲学家并没有能达到。但是早在几千年前中国人的《周易》已经做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倡导“知行合一”，中国的学术历来和社会政治及人们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周易》的头脑就是地地道道地彻底代表中国人的心态，几千年来中国人很重视在事物的发展变化中掌握时机，顺应时势，洞察幽微，转危为机，中国人把这一过程叫做“几”（可视同为“机”）。所以，《易传》说：“知几其神乎。”几是可以掌握到的，掌握几靠什么？靠一种直觉的能力。政治家观时变，如张良、诸葛亮看社会变动，所以他们有先见之明，那就是从几着眼。因为每一个时代开始的时候都有一个发动的过程。什么时候，从哪个地方发动呢？一般人糊里糊涂，聪明人、冷静的人才看得清楚。政治家看时代要看趋势，看事变之几。

整本《周易》往往用自然的规律来说出人事的变化，由现在有这样的“因”导致未来有这样的“果”。人类的变化和人类建立的社会就是《周易》所说的“人文化成”。而“文化”两字的意思，就是由此而来。中国古老的《书经》（《尚书》）已经说出“人惟万物之灵”。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这是说，无心，无思，致诚，达到人我两忘的极度寂静，就能看清一切是非善恶，吉凶祸福，也就是通达神明，必然就能担当天下之事“易与天地准”就是《周易》这部经典与天地相应不违，丝丝入扣。任何事情都在发展变化，天有春夏秋冬，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风水轮回转。就人事来说，我们在最不幸的阶段时，要利用这个时机来磨练自己的心性、才能和知识，为将来的发展做好准备。从这个角度来看，现在的一切灾难就是未来幸福的基石。今天的灾难越重，未来的幸福就越大越多。“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与民同患。”智慧，应当像天一般高明；行为，应当像地一样谦卑；睿知圣哲，遵循这一天地的法则，崇尚智慧与礼仪，使道德修养有所成就，而能施展于事业中，就不仅独善其身，而且兼善天下了。“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亦即，将道德修养，聪明才智，施展于事业中，使人与物一并得到济助，因应天地的变化法则，符合生生不息的宇宙精神，这才是“盛德大业”。又说：“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有抱负的贤明君子，就应当体察天地生生不息的大德，日新又新，致力于无穷的伟大事业。

《周易》把自强不息作为天理第一法则，人生第一要义。以天地为准则，确立了人生规范，以宇宙恒久无穷而又秩序井然的精神，劝勉人生应当自强不息，造福社会。这是《周易》的道德理想。对培育了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的中华民族精神来说，自强不息的坚确气质，是其最高的哲学基础。这主要体现在《乾》卦中。君子的行为，是以完成品德修养为目的。君子追求学问，以累积知识；抱着怀疑的态度，以明辨是非；以宽厚的态度，待人接物；以仁爱的态度，为行为的准则。“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君子就应当像雷雨般普施恩泽，为人类造福，这样才能够兴起伟大的事业。个人若是缺少了阳刚正气，则见义不能勇为，遇难不敢举步，怯弱无能，碌碌无为，生命终将成为毫无价值的摆设！同样，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若少了阳刚之气，也将无法振奋自强，无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可以说，阳刚之气是大自然及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生命灵魂之本质基因。中国两千多年来的传统文化也可以说是由《乾》《坤》两卦背后深层的哲学思想发展而来，所以《周易》对中国文化有极为深远的影响。中国文化的纲领就是尊乾而法坤。人生道德修养，自应以天地的道理为准则，效法自强不息的宇宙精神，努力精进不懈，使自己在品德学识修养上有所成就，然后在事业上施展抱负，才能共同促进社会发展，人类向上；这就是参赞天地造化的功能，至高无上的大事业；而道德与事业的关系，也由此产生。

第二，坚守正道，常怀忧患。

冷静考察历史，我们可以发现，社会的现实环境，往往影响、陶冶甚至决定了人们的思想品格。善与恶，美与丑，正与邪，在人们的生活中普遍存在着。于是，中国古人确立了“君子”和“小人”的概念。十一世纪初叶，中国北宋的著名哲学家张载提出“《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的观点，相当精确地概括了《周易》哲学明显的思想倾向与关注人生品格修养的忧患意识。为君子谋，是期盼“君子”修美品德，发扬正道，在社会与人生中发挥光明的作用；不为小人谋，是渴望正气压倒邪气，廓清乾坤，涤尽污垢，让人间充满奋发向上的真、善、美。这种哲理倾向，对于我们今天道德文明的建树与改良也具有深刻而有益的借鉴作用。

《周易》教导我们行动必须正大光明，才能获得正义力量的支持。只要安详的执着于正道，就会吉祥。说明直率、方正、宽大，为做人的基本态度。《系辞传》说：“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人类求生存的目的与法则是不变的，但由于自私，个人的利益不同，以致产生不同的想法与做法。当你周围的人们通过种种欺诈的手段和不诚实的行为而暴富起来的时候，当其他人摇尾乞怜、一心向上爬的时候，你要保持自己的尊严和清白，不要同流合污。当有的人靠溜须拍马换来一个又一个成功的时候，你要善于保持内心的宁静，不要因他人的这些成就而痛苦。当你看到有些人为了名利像狗一样爬行的时候，你要能顶住世俗的压力，敢于特立独行，出污泥而不染。“含章可贞，以时发也”。“章”是美丽的文采，必须含蓄，才能继续保持纯正。不过，美丽的文采，难以长久隐藏，随着时间，会被发现，或许不得不跟随君王，从事政务。但不可重视个人的成就，最后才能有结果，这正是智慧的光明远大。君子以敬慎的态度，使内心正直；以正义的准则，为外在行为的规范；只要确立敬慎与正义的精神，他的德行，就不会孤立。所以说：只要正直，有原则、宽大，用不着学习，也不会有不利。

《周易》十分重视人的道德修养，认为养德是坚持正道的基础。《周易》中的“得意而不忘形，持盈保泰”、“收紧袋口，不会有过失，但也不会有荣誉”，是说言行应当谨慎。“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德行浅薄，却地位高贵；智慧低陋，却图谋大事；力量微小，却担负重任，就很少有不招致灾祸的了。要通过修养道德，勤奋精进，努力提高自己的品位，成功美的能力；不断明辨自己的知性，成功真的能力；增强自己的自由意志，成功善的能力。这也就是张载所向往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人生境界，真正实现孔子“兴灭国，继绝世”的理想。把断灭了的国兴起来，继续下去，把断绝了的世代复兴，继续下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这就是最高的道德，也是中华民族所以长寿的一个独特的根据。西方人始终不了解，中华民族为什么这么长寿。照他们的看法，一个民族历史文化开一次花就完了，但中华民族还没有完。依黑格尔看，春秋战国开花以后，中华民族到秦汉以后就死掉了。这是民族的断灭论。

贯穿整部《周易》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忧患意识”。《周易》哲理之光的一个重要的穿透点，是通过超越时空的特定角度来透视人类过去、现在、将来的“忧患”所在，以寻求排忧解患的正确途径。这就是中国历代哲人视《周易》为“忧患之学”之所以然。“圣哲作《易》，本之忧患。”《系辞下传》对此特别指出：“《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

孟子说：“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周易》的忧患之学，正是要求在忧患中谋进取，图发展。《乾》卦《大象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句名言，可以说是《周易》这部“忧患之作”的哲学思想之灵魂，它那足以使人在忧患中奋然振起的精神，不仅为往昔的有志之士灌输过无穷的力量，也将为今人及后人建树起一座愈经忧患愈坚不可摧的思想之金字塔。善良的人们希望，人类在物质文明日益进步的今天，应当不断加快心灵净化的步伐。今天的世界，固然有摩天大厦，车水马龙，灯红酒绿，然而，传统伦理美德的日渐衰微，一代怪诞迷茫思想的崛起，以及千人一面的只向往金钱物质的冰冷脸孔，惊心动魄的掠夺残杀，像魔影一样蔓延全球的艾滋病毒，这一切，难道还不足以引发我们的忧患意识吗？清醒的人们坐立不安。中国的古人们用以“洗心”，用以“济民行”、“明失得”的《周易》，能否借其一汪清泉来洗涤我们的心胸呢？在忧患中，我们不得不思索。从东方《周易》的哲理之光中，我们将能汲取多少足以排忧解患的哲学灵感呢？它所展示的浓厚的忧患思想及排忧解患的哲学启迪，是否将赋于我们以神奇的灵感而开辟二十一世纪人类新的生存前景呢？以忧患而锻炼世界，造福人间！或许，今天或明天的哲人们将会作出令人惊喜的回答。

第三，谨言慎行，秉持中庸。

《周易》告诫人们要始终言行谨慎，不可骄傲自满。“乱之所以生也，则言语以为阶。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机事不密，则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孔子引申说：“言语是招致灾祸的阶梯。君主言语不慎密，轻率地喋喋不休，就会失去有才能的臣子；臣子言语不慎，就会多言招祸，丧失了生命；机密的大事不慎密，就会造成灾害，所以，君子应言语慎密，不可以随便发言。”《周易》中常常是以“满招损”来戒惕教诲，乐极生悲。“滥用最好的即是最坏的。”当具备智慧与德行的君子，已经显现，受到注目，就处于危险的地位。这时，就必须时刻奋发，努力不懈，日夜警惕，不休不止的致力于德业的完成，谨慎小心，才能避免过失与灾难，如果骄傲自大，就会招致危险。儒家主张，不单在多人的地方要小心谨慎，最重要反而不是在大庭广众之中，而是在私下的行动中也要小心谨慎。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

《周易》中阐释了仁、义、礼、智、信、敬、诚、贞、顺等各项德性。这是基于道德律和自然律一致的思想，崇尚阳的刚健正大，同时并一再提示阴的谦退静稳。《周易》中兼备老子主张的“柔弱虚静”的法则。《周易》又特别崇尚时中。清代惠栋说：“易道深，一言以蔽之，曰时中。孔子作彖，子思作中庸述孔子之言曰：君子而时中。孟子又曰：孔子圣之时也。尧舜以来相传之法也。知时中之义，则易思过半矣！”由此可见，《周易》对时间因素与不偏不倚的中庸原则的重视。这样明天地之法，究阴阳之理，修性命之道，则进取退藏兼备，用以洗心研机，彰往察来，显微阐幽，于可尽死生之理，通幽明之故，最后就可达到心安理得、无忧无恐、知天乐命的境界。惟有认识宇宙精神，透彻阴阳刚柔动静变化作用原理的人，才能达到这一步。《系辞上传》中说：“乐天知命。”《说卦传》中说：“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君子立身处世，必须觉悟“成己安命”的道理，这是道德修养的准则。提高自己的德行是学习《周易》最关键的方法。由此可知有没有成就，对自己、对人有没有真正的利益，都是从德行来说的，这才是最高、最重要的。学易是否真正有大成就，和“存乎德行”是有密切关系的。

《周易》所说的人生最关键道理就是，任何事物发展到极限就会向相反发展，也就是“物极必反”的道理。所以《老子》称为“反者道之动”。这种哲理已经出现在三千多年的《周易》原文之中。“通”是整部《周易》的关键精神。“通”其实等于我们今天常讲的“可持续发展”，它也就是“亨”。而亨是天地的大德之一。盛极而衰，是大自然的常则，应当警惕与节制。因为盈难以持久，满则招损。不可争强好胜，刚柔兼备，才能安全吉祥。运用法则而不可被法则拘束，惟有冷静、客观，不冲动，不逞强，不妄动，通权达变，才能掌握变化，善用法则。孔子说：“勤劳而不自夸，有功绩而不自满，有功绩仍然对人谦逊，这是极其厚道。德说盛大，礼说恭敬，谦逊就是致力于恭敬，以保存应有的地位。”天体运行，周而复始，刚健有力；君子就应当效法天，不休止的强制自己，努力不懈，力求进步，造福天下。

儒家讲中庸，中庸是最高境界。中庸不但是儒家的心传秘诀，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真谛。尧传舜，舜传禹都是“允执厥中”这四个字。朱熹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中庸既是一种处事方式，也是一种表达艺术。很多场合下，当我们要求别人接受时，若语调太肯定，别人会反感而抗拒。若我们用疑问的句式来说肯定的事，别人反而容易接受。所以我们写文章不能用“绝对”、“一定是”、“必须”这些词，而要用“差不多”、“我相信”、“大概”、“恐怕”等等，别人就比较容易接受。这就是技巧和艺术，对人尽量不要用指挥和命令的口吻。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按孔子、孟子的道理，这个中庸下面一定要有狂、有狷来支持。这个人如果既不狂也不狷，结果是乡愿。这样，中庸就会跟乡愿差不多。孔夫子最讨厌乡愿。所以中庸要有狂、狷在后面支持。狂者进取，知不可为而为；狷者有所不为。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是非，有道德意识。经过狂狷两精神才达到中庸，这个中庸才是大成化境，这才是圣人境界。你想要做圣人，先要狂狷，要做圣人，先做豪杰。孔子随机指点。耶稣也如此。所以，圣人不能干政治，圣人只能够做圣人。圣人只能说雅量的话，体谅人，忠恕、谦卑。干政治就不能如此，不能无对。就是孔子出来做大官，他也不能采用圣人的姿态，他也一定要以官的身分，要守规矩，官有官要守的一套规矩。你不能以圣人的姿态做大官，你以圣人的姿态做大官那就糟糕了。所以说，术业有专攻，不可兼而得之。王者治国，圣者平天下。

《周易》是以宇宙大自然的法则、精神为准则，确立人类行为的规范。究明宇宙大自然的法则与精神就能自强不息，面对森罗万象、无数问题而能知变、应变、适变，得以促使人类社会的发展向上，为全人类造福。由《周易》的思想就不难了解为什么《易经》被称为“天人之学”而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的根源，一切学术思想的源泉，被推崇为“群经之首”了。要透彻地领悟《周易》中的人生哲理，必须懂得其象征意义。《周易》是人类追求自由的的象征。象征，是十分奇妙的艺术表现方式。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美学》中论及“象征艺术”时，对“象征”含义作了这样的阐析：象征一般是直接呈现于感性观照的一种现成的外在事物，对这种外在事物并不直接就它本身来看，而是就它所暗示的一种较广泛较普遍的意义来看。因此，我们在象征里应分出两个因素，第一是意义，其次是这意义的表现。意义就是一种观念或对象，不管它的内容是什么；表现是一种感性存在或一种形象。人类哲学的精髓体现于这种奇奥深邃的思辨特色，这是古今中外哲学史上的一个共同现象。在西方的《圣经》哲学中，用十字架象征耶稣的精神，用羔羊象征教民们对上帝的信从；在中国的戏剧舞台上，用马鞭象征骏马，用红脸白脸象征忠臣奸臣；在我们的日常习惯中，往往用老虎象征勇敢，用小鼠象征怯懦，凡此等等，皆是我们所熟知的象征形态。而八卦的象征，也同样有着引人入胜的哲理魅力。“圣人”创造了阴阳二画之象，人类明白了阴阳之理，便意味着世界出现了文明的第一道曙光，人类社会于是乎迈进了真正意义上的文明社会。试想，中国古代神话传诵的盘古开天辟地，不正是开辟阴阳吗？西方的《圣经》开篇第一章《创世纪》，记述上帝创造了第一个男人亚当和第一个女人夏娃，而只有当两人吃了伊甸园的禁果之后，才真正廓清浑沌的迷雾，知阴知阳，迈开了文明的第一步，《圣经》也就从这里开始翻开了崭新的一页，这也不正是人类辨明阴阳的绝好象征吗？

一部《周易》，写尽了中华儿女的苍凉与悲壮，是神州之光。它像心底惊雷，当头棒喝，令人怵惕，催人奋进；是先哲在生于斯、长于斯、歌哭于斯的华夏土地上，用血、汗和眼泪写成的至理铭言，全书饱含着对后人的规劝，对未来的期许。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的先哲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点燃智慧的火把，并世代相传，为子孙们照亮了未来的人生之路。正因为有了它，我们这个民族才能够几千年来在坎坷跌宕的人生旅途中不畏艰辛，翻越高山，渡过险滩，跨越陷阱，历经内忧外患而没有倒、没有散、没有迷失前进的道路。每一个中国人都应为之而自豪，都应倍加珍惜这一人生宝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