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公安部通报，自2021年11月以来，公安部网安局部署开展依法严厉打击偷拍偷窥黑色产业链条行动，侦破刑事案件16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860余名，打掉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生产窝点15个，缴获专用器材1.1万件，查获被非法控制的网络摄像头3万个。

行动中，江苏泰州公安机关打掉一个非法控制他人网络摄像头并出售摄像头访问权限的犯罪团伙；江苏常州公安机关打掉一个在云南、贵州、四川多个地市酒店房间安装网络摄像头并出售摄像头访问权限的犯罪团伙，查获被出售的摄像头访问账号1000余个；浙江湖州、福建宁德、山西大同、新疆乌鲁木齐、广东东莞和河南开封、漯河等地公安机关打掉多个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生产窝点，缴获相关器材9100余件；山东日照公安机关抓获偷拍、直播无痛人流手术的某三甲医院麻醉科医生厉某等。

另外，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披露的一起案件显示，被告人巫某通过自己研发的App控制了全球18万个摄像头，涉及中国、日本、韩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一位近期破获过非法控制摄像头案的警察透露，犯罪团伙销售摄像头权限时，会打包销售，例如将400个摄像头账号密码整合为一组，每组以128元或198元的价格销售，但不一定每个都能正常访问。

犯罪团伙也会销售单个摄像头的权限：“他们偷窥的时间长了，会分门别类给摄像头贴上详细的标签。同样对准卧室，夫妻生活一个月一次和一个月几次的标价是不一样的，根据不同内容销售20元至120元不等。”

2019年以来，打击偷拍偷窥黑色产业链的专项行动几乎没有断过。

公安部的“净网2019”专项行动中，有专案专门打击非法生产、销售针孔摄像头黑灰产业犯罪，当时打掉了制售针孔摄像头窝点40个，缴获针孔摄像头成品、半成品、配件100余万个。

2021年5月至8月，中央网信办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在全国范围组织开展摄像头偷窥黑产集中治理，期间京东、淘宝、闲鱼等电商平台下架违规宣传或违规售卖摄像设备1600余件，抓获犯罪嫌疑人59名，收缴窃听窃照器材1500余套。

2021年2月16日，河南郑州网络安全科技馆，“反偷拍挑战屋”设置了一个酒店场景，隐藏了100多个偷拍摄像头，观众可以通过寻找摄像头提高反偷拍知识。

但侦查偷拍偷窥案件并不容易。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教授于冲说，摄像头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出现在任何物体上，灵活性和隐蔽性很强，并且偷拍可以做到人机分离，即便找到摄像头，很难查出是谁安装的。

于冲说，即便公安机关已经抓获偷拍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还将面临法律适用问题：到底能不能定罪？

在司法实践中，真正以非法生产、销售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和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定罪的情况较少。

定罪的障碍之一，是偷拍设备需要由国家安全机关相关鉴定人员将其鉴定为专用的间谍器材，或是属于窃听窃照专用器材，而这具有一定的技术门槛和专业难度，“现在日常生活中，大量设备都具有拍照或录音功能，体积越来越袖珍，并且都是经过国家许可生产出来的产品，认定一个设备是窃听窃照器材相对困难。”

即使偷拍设备被鉴定为窃听窃照专用器材，要定罪还需要“造成严重后果”，但这类案件的“严重后果”其实很难评价，例如海淀区检察院审查的另两起案件就难称造成严重后果。针对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现在还没有明确的司法解释，因此能不能定罪、是否用行政处罚更为合适，在实务界和理论界都存在争议。

“一旦隐私在网络上泄露了，就很难挽回了，数据会长期在网络上留存。”在许丹看来，现在摄像头偷拍犯罪的社会危害与其面临的处罚还是不相适应的。

前述侦办过摄像头偷拍案件的警察认为，由于立法还存在不足，犯罪成本较低，因此摄像头偷拍偷窥犯罪仍然频发。

“我一直在呼吁，要给酒店增加检测摄像头的义务。比如客人退房后，酒店打扫房间加一项内容，整理完床铺、清洁完马桶后，再检测一下屋里有没有隐藏摄像头。”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教授于冲认为，检测摄像头不会给酒店增加压力，这不应该是住店客人自己来做的工作。

于冲还认为，可以增加一个偷拍偷录者黑名单，就像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对他们的从业资格和出入特殊场所进行限制。“偷拍会出现，也是因为现代人的空虚，对于他人隐私有窥私欲，那么可能还需要采用法律以外的手段，例如教育公众对于个人隐私的尊重。”于冲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