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虽千万人吾往矣：侠之观念与谱系建构及其演变

一、前言

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引韩非子之言曰：“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并将侠区分为：“游侠”“布衣之侠”“闾巷之侠”以及“匹夫之侠”。司马迁只是罗列、区分，却没有做出明确定义，例如“布衣之侠”，何以要加上“布衣”，而“布衣之侠”与“闾巷之侠”又有何分别？皆语焉不详。而此中关键在于司马迁指出：

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驱，赴土之困厄。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

所谓的“不轨于正义”中的“正义”，乃指官方标准的道德法律而言，即侠之所为虽乃犯法，然其所犯之法则又与“信”与“诚”及救死扶危有关，而侠不以其所为而骄矜自得，由此可见“侠”的特质：虽犯法，却又具道义，且谦卑，当然亦是与官方相对立的“布衣”。具体而言，“侠”之举措，亦即乾隆口中“迹近叛逆”“无法无天”的红花会等人与朝廷作对之所为。

武侠之雏形，目前均认为始见于唐传奇中的风尘三侠，却事迹渺茫，形象模糊。及至明代施耐庵（字肇瑞，1296—1370）《水浒传》之出现，则群侠之英姿骤现，风格迥异，而快意恩仇之行径则大体如一，此乃近现代武侠小说所本。

正如有论者指出：“武侠小说着眼于侠的善良、仗义与武功超群。”有正义、善良之心，方有侠举，至于武功之高低，则与仗义行为并没有必然的关系。金庸指出：

武侠小说中真正写侠士的其实并不很多，大多数主角的所作所为，主要是武而不是侠。

由此可见，金庸在侠客的塑造上乃有意而为，其笔下的侠客各有不同的成长历程、性格形象及归宿，实有个人与时代之无限嘘唏。而金庸在其武侠小说中有关侠的观念与谱系建构及其演变，尤为关键。

二、“侠”的概念及其内涵

侠客多如繁星，金庸却只在《天龙八部》的第五册中提过一次“大侠”，称颂的便是阻挠辽帝耶律洪基入侵北宋的萧峰。可见，金庸对“侠”之下笔，慎之又慎。侠客之所以为侠客，实即正如《飞狐外传》中赵半山之感慨：

一个人所以学武，若不能卫国御侮、精忠报国，也当行侠仗义、济危扶困。如果以武济恶，那还不如作个寻常农夫，种田过活了。

赵半山所推崇的无疑便是天地会的领袖如陈家洛与陈近南，上溯萧峰、郭靖、杨过以及张无忌等为国为民的侠客。相对而言，《雪山飞狐》与《飞狐外传》中的田归农，则是以武济恶而没有好下场，商家堡的商宝震及其父商剑鸣亦是或助纣为虐或滥杀无辜，前者死于非命，后者则为胡一刀所除。此外，《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中的欧阳锋、欧阳克，《倚天屠龙记》中的成昆、陈友谅、宋青书等，亦然如此。此外，《侠客行》中的“河北通州聂家拳”在江湖上颇有“英侠”之名，却“暗中无恶不作”，实乃伪侠，故满门尽为侠客岛所灭。《飞狐外传》中奸淫袁紫衣之母的汤沛，号称“甘霖惠七省”，实则乃无耻小人。《天龙八部》中的中原武林豪杰，在萧远山口中乃“南朝大盗”，在萧峰心中连畜生也不如。这些以武济恶、仗武欺人的伪侠横行江湖之现象，故方有《笑傲江湖》中令狐冲的感慨：

咱们自居侠义道，与邪魔外道誓不两立，这“侠义”二字，是甚么意思？欺辱身负重伤之人，算不算侠义？残杀无辜幼女，算不算侠义？要是这种事情都干得出，跟邪魔外道又有甚么分别？

令狐冲所说的朴实道理，实乃一般道德共识，然而华山派的岳不群、嵩山派的左冷禅以及青城派的余沧海等所谓的“正派”掌门，为了《辟邪剑谱》以及一统江湖的野心，屡行不义，无异于他们口中的所谓“邪魔外道”。至于令狐冲，却为师父岳不群一再陷害并逐出师门，反倒与“魔教”中人来往密切，却是金庸笔下所称颂的“英风侠骨”。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侠”的概念之复杂，可见一斑。

1. “游侠”

“游侠”，顾名思义应是野云闲鹤、遨游四方，不沾不滞于任何江湖恩怨，更不涉政治斗争，除暴安良而又飘然远去。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世界中，绝少“游侠”，金庸本来是想将胡斐写成“游侠”，他却无奈地卷入祖辈遗留下来的政治斗争之中。胡斐的祖先乃李自成四大护卫之一，四大家族在误会与利益之争中互相仇杀近百年，胡斐背负了太多的包袱，自然难以抽身。杨过的性格最迹近“游侠”，他在绝情谷失去小龙女期间十八年的侠举最近乎“游侠”，后来却又卷入助南宋抗击蒙古的政治行动。究其原因，便在于金庸套用《西游记》中孙悟空的模式塑造此人物，以致他先是叛逆，继而又被情花折磨，犹如孙悟空般被紧箍咒约束，最终为如来佛所降服，杨过亦不得不向名教屈服，一起参与抗击蒙军，然后才获得名教默认两人的关系，最终却是选择重回古墓隐居。基本上，金庸小说中绝大多数是非传统意义上的纯侠，或欲望过盛，或卷入政治、寻宝、秘诀之旋涡。

唯一不沾不滞之“游侠”，唯有令狐冲与任盈盈的传承“魏晋风度”，方能“笑傲江湖”。令狐冲之行侠仗义，本只凭心中善恶之判断，此一念之初的善良，却令他无法辨别其师岳不群究竟是君子还是伪君子？究其原因，便在于他对侠的崇高意义没有彻底的了解。及至风清扬、曲洋、刘正风及任盈盈之出现，以及由嵇康《广陵散》改编而成的《笑傲江湖》的熏陶，方才令本来洒脱自由的令狐冲得到了精神层次的洗涤，由此从思想下及行动，一切侠举均有根有据，而其所为均没有任何的功利目的。由此，金庸便为“游侠”下了一个恰到好处的注脚。

2. “布衣之侠”与“闾巷之侠”

侠并非整天飞檐走壁、刀光剑影，或置身荒郊野外，风餐露宿。我们可以按司马迁对“布衣之侠”与“闾巷之侠”的理解，大抵指的是日常生活中有侠义之举，而生活于寻常巷陌中的老百姓。《笑傲江湖》中便有以下一位卖馄饨的“布衣之侠”：

华山群弟子早就饿了，见到馄饨担，都脸现喜色。陆大有叫道：“喂，给咱们煮九碗馄饨，另加鸡蛋。”那老人应道：“是！是！”揭开锅盖，将馄饨抛入热汤中，过不多时，便煮好了五碗，热烘烘的端了上来。……梁发却向那馄饨担飞了过去。眼见他势将把馄饨担撞翻，锅中滚水溅得满身都是，非受重伤不可。那卖馄饨的老人伸出左手，在梁发背上一托，梁发登时平平稳稳的站定。……他猜到这卖馄饨的老人是浙南雁荡山高手何三七。

何三七身负绝技，却甘于平淡，以卖馄饨维生，故锱铢必较：

何三七笑道：“不怪，不怪。你们来光顾我馄饨，是我衣食父母，何怪之有？九碗馄饨，十文钱一碗，一共九十文。”说着伸出了左掌。劳德诺好生尴尬，不知何三七是否开玩笑。定逸道：“吃了馄饨就给钱啊，何三七又没说请客。”何三七笑道：“是啊，小本生意，现银交易，至亲好友，赊欠免问。”

然而，其“自甘淡泊”的行止为武林中“好生相敬”，就连定逸师太也得让他三分。此外，《鹿鼎记》中自行解穴而为吴六奇所佩服的乡农实乃“百胜刀王”胡逸之，同样貌不惊人而身负绝技：

忽见那乡农双手一抖，从人丛中走了出来，说道：“各位，兄弟失陪了。”说着拖着鞋皮，踢跶踢跶的走了出去。……那冯锡范内力透过剑尖入穴，甚是厉害，武功再高之人，也至少有一两个时辰不能行动。这乡农模样之人宛如个乡下土老儿，虽然他适才推牌九之时，按牌入桌，印出牌痕，已显了一手高深内功，但在这短短一段时候之间竟能自解穴道，实是罕见罕闻，委实难能。

如此功夫，就连神丐吴六奇也自叹不如。同样，《连城诀》中的狄云本亦乃湖南农村的习武之人，后来亦隐居雪山，由始至终均只是一具武功的农夫而已。至于颇富争议性的韦小宝，则乃金庸刻意塑造的有侠义之举的屠狗辈，皇宫可为家，妓院亦可为家，无可无不可，不沾不滞，虽胸无点墨，而天性中自有大智慧，难怪顾炎武、黄宗羲等名士竟认为他类近刘邦（字季，公元前256—前195）、朱元璋（字国瑞，1328—1398）式的人物而打算拥他为主。由此可见，金庸在此隐约指出侠义有时亦乃起义者之必要特征，如《倚天屠龙记》中的朱元璋在最初出场杀牛、煮牛并救了将近饿死的张无忌、杨不悔的表现，从而获得后来作为明教教主的张无忌委以统帅重任，实无异于《鹿鼎记》中不学有术而屡救他人以至于建功立业的韦小宝，由此他成为各方人物所倾心诚服的领袖。就算韦小宝没有偶遇陈近南等天地会中人，以其自小敬仰《大明英烈传》中的英雄侠义心态而言，他亦必会是个混混之中的侠客。

由此可见，“布衣之侠”与“闾巷之侠”均乃指日常生活中具侠义之举的人，乃侠之人间化。

3.匹夫之侠

若心中没有崇高之侠义精神，仅凭心中是非作判断而出手，一如《水浒传》中的李逵，亦就是“匹夫之侠”而已；在金庸笔下，亦即《连城诀》中的狄云、《侠客行》中的石破天之流的人物。假如令狐冲没有风清扬、刘正风、曲洋以及任盈盈等人的引导，假如没有嵇康的《广陵散》及刘、曲二人改编的《笑傲江湖》的熏陶，令狐冲毕生亦只是“匹夫之侠”而已。金庸却令只凭心中善恶以抗衡江湖中的虚伪与黑暗的令狐冲进入“魏晋风度”的谱系，从此与任盈盈琴箫相奏，携手重塑江湖，从而成为“魏晋风度”之侠。

由此可见，司马迁在侠的分类上亦颇为笼统，而金庸在侠的塑造上，既有所传承，又有所创造与突破。

三、侠与政治

侠之本义原本就是“以武犯禁”，实乃与王法作对，因此才有汉初的灭侠之举。金庸笔下的萧峰与阿珠、郭靖与黄蓉、杨过与小龙女以及张无忌与赵敏，这四对侠侣均与政治有关：萧峰因夹于北宋与大辽之间，忠义两难全而自尽；郭靖与黄蓉一同在襄阳战死；杨过与小龙女则协助郭靖与黄蓉坚守襄阳，并击毙蒙古大汗蒙哥之后退隐古墓；张无忌则在朱元璋率部逼宫之下，选择与赵敏退隐蒙古。这四位侠客，均曾“以武犯禁”：萧峰以武阻辽帝南侵；郭靖以武阻成吉思汗南侵；杨过与小龙女大闹全真教并在重阳宫中与小龙女成婚也是“犯禁”；张无忌率领明教抗击蒙元，自然更是“以武犯禁”了。所谓的“禁”，实乃因时势之变而难以凝定，“犯禁”却正是彰显侠客之勇气与武功的试金石。

侠之参与政治，有时是身不由己，九难（长平公主）便说道：“我本不想理会国家大事，国家大事却理到我头上来。”中指峰前，两白雕背负郭靖、黄蓉二人脱离裘千仞之火攻，翱翔而去，俨然便是“神雕侠侣”。然而这部小说命名为《射雕英雄传》，反而以“神雕侠侣”配上杨过与小龙女二人？这必须先从雕说起，《射雕英雄传》中的白雕“颇通灵性”，可以担负传达信息、具备运输功能以至于攻击敌人，而《神雕侠侣》中的雕已具备神性，以至于传授杨过至上的武功与剑术。郭靖在大漠上一举成名的原因在于一箭双雕射下象征邪恶的黑雕，故而展开其“英雄”的历程，杨过却自言不是英雄，其性情上近于黄药师之愤世嫉俗，恰好小龙女亦乃古墓中的“活死人”，即不吃人间烟火之人，两人遂在精神上契合而成侠侣。郭靖、黄蓉二人本可以翱翔而去而成其“神雕侠侣”，最终郭靖因受范仲淹与岳飞的精神感召而选择了力守襄阳，最终战死。故此，此雕不同彼雕，各有象征意义，亦暗喻了郭靖与黄蓉、杨过与小龙女之不同命运及作为侠客的类型。郭靖以武侠而参与抗击蒙军之政治行动，犹如《倚天屠龙记》中张无忌之牵领明教抗击蒙元，恢复河山。至于杨过则止于拯救弱小而几乎不涉政治，其抗击蒙军亦只是为了取悦郭襄而已。其率性而逍遥，则近于道家的理想型人物。四对侠侣，一为侠之大者，一为侠之游者，前者明知不可为而为，后者自由洒脱。萧峰、郭靖求仁得仁，走的是范仲淹与岳飞等民族英雄的救国救民的道路；张无忌被逼退隐，其实亦是一种政治风波中的明哲保身，实为儒家之“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这四对情侠结构所塑造的侠侣，均与政治有关，故方有彼等共同参与的活动空间，并借此展现侠客之英风与爱国之热血，生死相随，这亦颇符合读者的阅读习惯与想象。同样，《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与任盈盈所面对的江湖帮派，实亦无异于黑暗的政治集团，故彼等则以“魏晋风度”而抗击黑暗，从而亦是成功的情侠结构。

四、侠客与英雄

“侠”与“英雄”，两者又有何分别？在《史记》中，刺秦的荆轲（？— 公元前227）并不是被列于“游侠”列传中的，而是归为“刺客”一类。显然，在司马迁心目中，“刺客”与“侠客”是有所分别的。《史记》中的“游侠”，其舍身重义与自由的身份与《史记》中的“刺客”之为王侯门客，如荆轲之于燕太子丹（姬丹，？—前226），彼此乃宾主关系，在性质上颇不相同，这与后来演变的“侠”又有所不同。太子丹欲刺杀秦王（嬴政，公元前259—前210），作为门客的荆轲唯有舍命尽忠，这就带有下属对上司尽责任的性质。至于“游侠”，则为自由的江湖人物，没有“门客”的属性。“游侠”如朱家（生卒不详）、郭解（字翁伯，生卒不详）之所以备受推崇，就在于彼等独力于一切权力之外的自由精神。陈平原直接地指出：“报知己之恩是刺客荆轲、聂政辈的行径，与游侠无涉。”“游侠”与“刺客”在性质上之不同，尽见于斯。

侠客一旦卷入政治旋涡，其信念之独立与行动之自由必然受限制以至于构成矛盾冲突，如萧峰、郭靖之死便是例证。令狐冲从未涉及政治，甚至刻意远离类似政治组织的日月神教，故方能“笑傲江湖”。萧峰既救了女真的完颜阿骨打，又有恩于辽帝耶律洪基，其生命便由此而出现暗涌，而此转向势必令其复杂的身份迈进更艰难的态势。萧峰夹在辽与宋之间，为阻辽帝南侵而献出生命，犹如《大庄严论经》中的尸毗王舍身喂鹰。其以武止戈，遂成就其为“侠之大者”，乃武侠与江湖的最高层次书写，昔日恨之入骨的丐帮中人由此改口说﹕

乔帮主为了中原的百万生灵，不顾生死安危，舍却荣华富贵，仁德泽被天下。

这就是金庸对“侠”的重新定义，萧峰之为天下苍生之所为才是“侠”的最崇高表现，这便与《战国策》及《史记》以及传统武侠小说中的侠客大为不同。悲剧的高潮，作为英雄的萧峰以死摆脱命运的播弄﹕

萧峰大声道：“陛下，萧峰是契丹人，曾与陛下义结金兰，今日威迫陛下，成为契丹的大罪人，既不忠，又不义，此后有何面目立于天地之间？”举起右手中的两截断箭，内力运处，右臂回戳，噗的一声，插入了自己心口。

超乎国族利益，只为天下苍生而止武，又不忘忠义，这便超乎一般的江湖侠义，非止于侠客，而是英雄。郭靖谨记他二师傅所说的“乱世之际，人不如狗”，这亦是他决心成为英雄而不止于侠客的关键所在。当郭靖读到《岳阳楼记》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时，便决意成为其以天下苍生为重的追随者。郭靖又因喜欢韩世忠（字良臣，1090—1151）所书的岳飞那首诗，故黄蓉要求黄药师将题有该诗的画给了郭靖，而郭靖又由该画中的线索而获得《武穆遗书》，并由此传承了岳飞保家卫国的精神，肩负起抗击蒙古的重任。丘处机在嘉兴醉仙楼上对郭靖说：“人生在世，文才武功都是末节，最要紧的是忠义二字。”由此种种，郭靖在《射雕英雄传》将结束前，几可以说已是退出江湖而步入政治，由“侠客”而转入“英雄”的行列。其时成吉思汗便称攻城有功而不爱财的郭靖为“英雄”。郭靖又不提儿女私情的辞婚，而是请求成吉思汗不要屠城，此乃其仁义之心，亦乃其成为英雄之所在。及至后来，当他在《神雕侠侣》中送杨过去全真教时见到全真派弟子的所作所为而自叹：“怎地我十余年不闯江湖，世上的规矩全都变了？”这是因为他早已不是行走江湖的侠客，而是守卫襄阳的英雄。在《神雕侠侣》中的华山论剑一节，有以下关于郭靖身份的议论：

朱子柳道：“当今天下豪杰，提到郭兄时都称‘郭大侠’而不名。他数十年来苦守襄阳，保境安民，如此任侠，决非古时朱家、郭解辈逞一时之勇所能及。我说称他为‘北侠’，自当人人心服。”一灯大师、武三通等一齐鼓掌称善。

朱子柳所谓的“决非古时朱家、郭解辈逞一时之勇所能及”，事实上乃金庸对侠的观念做出了崭新的阐释而已。

故此，萧峰、郭靖、张无忌、陈近南及陈家洛等以江湖力量而从事政治活动者，均乃由侠而英雄，或介乎两种角色之间，但往往是一涉及政治便绝少在江湖上“任侠”，一如郭靖所言的他“十余年不闯江湖”。在两种角色之间，彼等之命运亦必然有所改变，而更多的是英雄负担过重，主人公或死难或被迫舍却英雄的身份，重拾侠客之自由。

五、侠之谱系

金庸武侠小说的另一贡献在于侠之谱系的建构。有论者指出：

武侠小说必须在仗义与超逸两方面保持某种平衡。如果过分偏于社会责任，侠就变成忠臣良将而丧失独立人格，从而失去魅力。如果过分偏重于个体自由、放弃社会责任，侠就丧失了崇高性而缺乏感召力。古典武侠小说演变基本上反映了两种人格要素关系的变化。

对古典武侠小说而言，此话不虚。不过，金庸武侠小说中侠客的情况，往往相当复杂。郭靖在《神雕侠侣》中基本上已是有实无名的襄阳守将，但他侠风依然，在冲击蒙古大营救杨过时，豪气干云，而他所使用的全是武功，而非军队。郭靖不是忠臣良将，只是偏于“社会责任”，颇近朱家、郭解之介入国家大事。《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所处之时空跟郭靖不同，无须抗击外敌，而他只是以一人之力重塑江湖，得以保持“个体自由”，又具备其“社会责任”而有侠的“崇高”与“超逸”。由此而言，郭靖与令狐冲乃金庸刻意塑造的两种截然不同而又具典范意义的侠客，前者为“侠之大者”，后者为“魏晋风度”之侠，由此而建构其侠之谱系。

丐帮帮主萧峰武功超群、义薄云天，传承其精神与职位者，则乃《射雕英雄传》与《神雕侠侣》中的洪七公。洪七公在众多侠客之中，乃最为光风霁月之侠客，既是帮众遍及天下南北的丐帮帮主，然而为他所杀之人无一不是犯罪之人，他在下手之前必定先行查访清楚，数目了然，善恶分明。洪七公地位超然，行事不沾不滞，且提携后进，带出了像郭靖这样的一代大侠。洪七公是“北丐”，承传其侠义之位者，便是“北侠”郭靖。除却萧峰、洪七公、郭靖、张无忌、陈近南、陈家洛这些为天下安危而奔走的乃“侠之大者”之外，金庸武侠小说中最关键、最精彩、最用心的书写，便是“魏晋风度”之侠客谱系的建构。曲洋与刘正风以琴箫合奏的《笑傲江湖》乃传承自嵇康的《广陵散》，彼等在临终前以《笑傲江湖》托付“侠骨英风”的令狐冲，自是引为同道中人。金庸小说中，自“东邪”黄药师之蔑视礼教、愤世嫉俗，再到杨过的以嵇康的四言诗创造武功，下及《倚天屠龙记》中的张三丰，再至《笑傲江湖》中的曲洋、刘正风以及令狐冲、任盈盈，均为抗俗辟邪、独立特行的侠客，堪称其武侠世界中的“魏晋风度”。黄药师既离经叛道，复又对早逝妻子冯氏一往情深，误以为女儿黄蓉死于意外，又吟曹植诗以“叹逝”。《神雕侠侣》中，杨过以嵇康的四言诗融入剑法：

风驰电逝，蹑景追飞。凌厉中原，顾盼生姿。

息徒兰圃，秣马华山。流磻平臬，垂纶长川。目送归鸿，手挥五弦。

《倚天屠龙记》中的张三丰任诞诙谐，不修边幅，金庸又安排他以王羲之的“丧乱帖”与“倚天屠龙刀歌诀”化为武功，目的正在于将中土武功的一代宗师在精神境界上神接“魏晋风度”。侠之“魏晋风度”，到了《笑傲江湖》时便有更为深入的书写，从刘正风与曲洋对嵇康《广陵散》的追寻，再改编为《笑傲江湖》，下传令狐冲与任盈盈。令狐冲的任诞、饮酒、长啸以及对抗黑暗、邪恶的精神，均乃集“魏晋风度”之大成。此中，任盈盈以《清心普善咒》的琴音为令狐冲疗伤，并教会他弹奏古琴，而她又从令狐冲处获得刘正风与曲洋之《笑傲江湖》，由此两人琴箫合奏而进入“魏晋风度”的谱系，以风骨、正义抗衡江湖的黑暗。这又是金庸对“侠”的概念的突破，将独孤九剑与“魏晋风度”紧密结合，将侠的精神层面，推至极致。

六、侠之演变

梁羽生（1924—2009）认为在武侠小说中“侠”比“武”更重要，“侠”是灵魂，“武”是躯壳，“侠”是目的，“武”是达成“侠”的手段，故此认为与其有“武”无“侠”，故宁有“侠”无“武”。 按梁羽生之见，《鹿鼎记》中的韦小宝便是有“侠”无“武”，虽然他会逃跑的“神行百变”以及洪教主所教的“狄青降龙”，纵使每次都有点狼狈，但在其机智的配合之下，总是化险为夷。这亦是金庸对侠的观念及形象的突破。然而，韦小宝的创造招来很多质疑，故有论者指出金庸笔下的侠有以下的演变：

金庸刻画武林人物形象，走了一个从“形似”到“神似”的过程，早期务求“形似”，中晚期则追求“神似”。在“形似”的阶段，金庸极力突显奇侠人物那种“仗剑行侠”的侠义道，与传统武侠小说里的人物形象或不同，其侠一也。中晚期阶段，作者似不满足于仅仅写出武侠人物的“形似”，试图把对人性、人生的体悟带到武侠小说中，透过笔下的武侠形象寄托这些人生的体验。因此，金庸追求笔下的形象不仅具有侠义性格，而且具有以前武侠形象所缺乏的丰富性，他们的命运融汇了前所未具的意义寄托。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金庸后期的奇侠又 “形似”与“神似”均非金庸塑造侠客的关键，萧峰与韦小宝似乎在武功与形象上有天渊之别，前者的形象与精神均乃侠之大者的典范，而韦小宝在形象与武功上虽存在先天与后天的双重缺陷，然而其精神上却因《大明英烈传》的感召而总怀有侠义之心。

故此，若要为金庸早期与晚期之侠客作区分，只能说萧峰、郭靖、杨过、张三丰及张无忌乃崇高之侠，而韦小宝则为混混之侠。萧峰之作为大侠，就在于具备侠的原始精神—急人之难：

阿朱奇道：“你也不认得他么？那么他怎么竟会甘冒奇险，从龙潭虎穴之中将你救了出来？嗯，救人危难的大侠，本来就是这样的。”

此外，东邪黄药师乃文化与武功之集大成者，实为中国文化之批判者，亦即对鲁迅“吃人礼教”之致意。一灯大师以一阳指医治垂危的黄蓉而元气大伤，五年之内武功全失，真是舍己忘我。张三丰乃一代宗师，甚至是神化了的道家人物，在金庸笔下，他亲切和蔼，朴素卑下，爱幼怜弱，其武功却博大精深，举世无敌。至于张无忌以“乾坤大挪移”救从塔上跳下的各门派中人，更是令金庸对其侠气一再推崇：

其实他的侠气最重，由于从小生长于冰火岛，不知人世险恶，不会重视自己利益，因而能奋不顾身的助力。

故此，金庸认为张无忌在“侠”方面，“发挥得很充分”。崇高之侠，形神俱备，自然众口铄金，而作为小赖子模式的韦小宝则形神皆缺，故而招来口诛笔伐。然而，侠亦是人，而传统武侠小说之偏颇便在于将侠客样板化，令他们失去了常人所有的七情六欲。我们几乎看不到《七侠五义》中的展昭有任何的儿女私情，《水浒传》中的燕青与李师师有情有义，却无疾而终。而且，古典武侠小说中，更多的是江湖好汉对女性的残杀。然而，《天龙八部》中的萧峰虽受尽马夫人康敏的祸害，最终却没有手刃仇人。《射雕英雄传》中的梅超风以人头作为练功的工具，可谓恶贯满盈，最终却仍受到宽恕。《神雕侠侣》中的李莫愁作恶多端，却亦非他人所杀，而是死于情花之毒。

简而言之，金庸笔下的感情世界更是多姿多彩。段誉备受情欲的折磨，终有所领悟。郭靖对黄蓉是一见钟情，此情不渝。杨过在小龙女之外，亦处处留情，而终有情花之毒的折磨。张无忌更是坦言想四人共有，难舍难分。陈家洛亦曾拥有霍青桐与香香公主，却终一无所有。至于一向备受鄙视的韦小宝，更是七女同欢。金庸关于侠与女性的曲折而细腻的书写，意在突显侠的人间化与情感需要，还原彼等血肉之躯的身份。以上将侠之情感的人间化与侠客形象之多样化，实乃金庸对侠的书写的演变，惜乎不为一般论者所理解而已。

七、结语

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侠并非只以“武”与“侠”的结合那么简单。首先，他赋予了“侠”崭新的定义，以萧峰、洪七公、郭靖、杨过、张三丰、张无忌等作为“侠之大者”的崇高典范，同时结合传统，建构了具有“魏晋风度”的侠之谱系，此为光风霁月之侠的精神，将侠的精神境界推至极致后，金庸又在“仗义每多屠狗辈”的观念上深入挖掘，以《鹿鼎记》中的韦小宝作为小癞子的模式，朝向无武而有侠方面的书写，从而丰富了侠的层次，亦令侠从崇高层面走向现实层面，做出精彩的呈现。简而言之，金庸笔下的侠，风姿迥异，各有不一般的曲折而动人的历程，不止丰富并突破了武侠小说中“侠”的形象，更拓展了中国人对“侠”的想象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