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电影90年代至今的银幕嘴替：黄子华、甄子丹等代表时代想象力
灰狼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历数了香港电影90年代以来的历任银幕嘴替（）。但我想补充的一点是：这些嘴替们也各自代表着各自时代港片的想象力。
黄子华是2020年代的嘴替，这个时代的想象力，体现为我所定义的「丧类型」，体现为丧的情绪笼罩下的某种社会性的群体积极，体现为在各个角落观察、发现和重新连接（rewiring）的行动力。
甄子丹是2010年代的嘴替，但只是三大嘴替之一，他和另外两位嘴替郭富城、古天乐一样，都体现为西装革履的型男公务员形象，供职于香港社会的信誉机构：香港警队与廉政公署（ICAC）。
2010年代的想象力，体现为那些高度地缘政治性（高度紧张甚至逼近窒息）的警匪片，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郭富城的《寒战》系列、古天乐的《反贪风暴》系列以及甄子丹的《怒火·重案》。
这种想象力并未随着某些现实事件戛然而止，但确实已经告一段落，其标志不止是黄子华和「丧类型」的崛起，还有这种想象力自身的告别战：在2021年，《反贪风暴5》及《怒火·重案》的同步出现，尤其是陆志廉这个角色的死亡，宣告了2010年代想象力的完结。
《反贪风暴5》（2021）
我不否认这种想象力会随时重启，甄子丹最新的《误判》就是一例，他的角色也从警察转向了律政司检控官。
但《误判》无论如何都还停留在2010年代想象力当中，除了甄子丹仍然扮演前述的西装革履的公务员形象之外，更在于这部电影的深层主题：香港的安全。
借助于一场栽赃性的误判及其无罪辩护，《误判》在某种程度上传达了对过往某些事件的态度，且再次强调了官方意义上的「港人团结」。
在2010年代的想象力中，所谓的危险是四面八方的、渗透性的，而围绕应对的态度，这类影片的想象中总会产生一种决然的分裂，一种可以称之为「决断主义」（decisionism）的分裂。
《误判》（2024）
这种分裂，在《寒战》系列中被清晰地划分为警队内部的鹰牌和鸽派，前者为了实现安全的目的不惜化身为恐怖分子，执行着「奥姆真理教」教众那样的决断原则。
这种张力随即在《怒火·重案》中达到了最大化，昔日重案组的精英，张崇邦和邱刚敖已然黑白之路各选一条，他们必然要在你死我活的终局遭遇，团结已经不再可能。
问题在于，甄子丹刚刚以《怒火·重案》终结了这种官方团结的可能，又再次以《误判》重启了这种可能，尽管他的职业从警队滑向了律政司，但在同杨官、包鼎和昔日警队成员的「劝服」过程中，这种团结再次诡异地达成。
《误判》是一部假想的代表香港官方「纠偏」的电影，它假设了一种仍然可以自保的能力、一种能够自我捍卫的能力，一种在「警队失灵」的情况下仍然能够靠律法守住最后一道岗的能力。
但任谁都知道，这种能力早已经不复存在，只剩下打鸡血的空壳。
事实上，这种「官方式的自信」，在整个2010年代的港片叙事中一直被塑造，但也一直在缩水。首先是信誉单位从政府过渡到警队和廉政公署，但在警队分裂和廉政公署被炸毁（表现为陆志廉的死亡）之后，这种自信转向了律政司。
2010年代的想象力一直在寻找新的锚定点，就如甄子丹也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年龄，来追求新的职业转型。
但《误判》中这种转向文职、转向律政的努力，并不足以让观众相信其叙事上的自信，也不能相信其传达的官方团结：即使是面对一个典型的冤案，我们也很难理解包鼎这个体制滚刀肉为何能够突然醒悟，也很难理解杨官这位疑似大贪污犯的上司突然间迷途知返。
如果这确实发生了，也是基于甄子丹这位2010年代银幕嘴替的说服力，他的手段无非是两类：大义凛然的说辞（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演了《叶问》系列）以及刚硬凌厉的拳头。
文的不行就用武的，后者总比前者更管用——尽管他的西装型男视觉远不如郭富城和古天乐，但一旦亮出拳头这个杀手锏，后两个人捆绑起来也不是他对手。
说甄子丹是2010年代的银幕「嘴替」，也稍有夸大之嫌，毕竟在这种想象力当中，郭富城是基于策略的当代儒家，甄子丹则是一个暴力冷酷的当代法家。
甄子丹的武术设计纵然是《误判》一片的亮点，但这也仅仅是其立身之本，单纯赞美这一点并无意义，毕竟这不代表想象力本身，只代表粗暴（粗糙）冷硬的解决问题方式。
影片真正的问题仍然出在文戏上：在关于「香港安全」这一问题的威胁和环境构造上，《误判》的反思低于2010年代想象力的平均水平。
由于将肇因归结在大东、笙哥和欧柏文这些跨境毒贩身上，这里的「威胁」并不具有其实质属性，被控告贩毒的少年事件也就仅仅成为了「偶然」，丧失了冤案本身的必然性和普遍性。
《误判》不可能指向任何社会性的实质，它的终极表述仍然是：香港这个社会里总有些纯粹恶劣的害群之马。
放眼剧作上，推进叙事的关键并不在于霍子豪的穷追猛打，而在于反派一路送人头送线索，霍子豪这个铮铮铁骨、文武双全的「律政英雄」，最终意外地建立在对手的智障之上。
这就是影片的根本问题，假如不是反派要杀死当事人的爷爷（马伯），霍子豪就很难继续推进线索，如果不是大东和笙哥将陈国荣逼到绝境，他也不会投案自首成为推翻误判的关键。
在这一呈现于2020年代的2010年代想象力中，所有的角色都暴露出其设计意义上的工具性，很难在情感上触动观众。
无论张智霖扮演的欧博文、吕良伟扮演的笙哥、郑浩南扮演的大东还是刘江扮演的马伯，都是香港电影迄今以来最套路的角色。
作为编剧+导演，甄子丹无法打破这一框架，因为他本就是这一想象力框架中的一员。
他的资历、他的身份、他的形象，都让他只能延续这样的套路，只能打肿脸一样地自我相信，这种生硬且充满悖反的说（打）服和团结，不但发生在片中的香港律政司系统当中，也发生在角色背后的银幕属性：作为香港法律代言人的霍子豪和作为民族英雄的叶问之间。
如果《寒战3》仍能顺利推出，我尚期待还会有一些积极性的思考（也即对2010年代的想象力进行一个完整的总结）。
但在《误判》当中，这种思考已经呈现出绝对的匮乏，这种匮乏的根源，在于它仍然是一种官方意义上的口号团结和自圆其说，无论其叙事还是情感，都无法落实到现实层面，无法落实到市民或者所谓的诸众（multitude）。
2010年代的想象力仍然站在香港的官方位置，甄子丹作为嘴替也无非是这样一个西装革履且大义凛然的公务员形象。
但2020年的想象力已然呈现出新的样貌，即抛弃官方位置、官方叙事和官方话语，使用一种来自底层的视点和声音来重新关联起香港的「诸众」。
《浊水漂流》《正义回廊》《年少日记》《白日青春》《窄路微尘》《白日之下》《毒舌律师》以及《破·地狱》等一片整齐的四字电影都属于此类。
《年少日记》（2023）
2010年代的想象力仍然停留在最后的英雄气短（诠释为嘴硬和拳头硬），制造出一种为港为民的乌托邦式想象，然而民众已经不再信赖它。
新的想象力，即2020年代的想象力，是基于丧文化和重新连接的微观社会学，而非那些套路修辞的商业类型片，即便隐喻仍然是后者的杀手锏。
《误判》证明的并非甄子丹雄风犹在，而恰恰是他的过时——他作为2010年代的银幕嘴替，已经同他所代表的（同时也是郭富城和古天乐代表的）类型及想象力一起过时。
这个过时的原因无需多说：他是个生活在绝对光明下的人物，而现在港片需要的，则是理解这个时代投射出的阴影。
我们能从2020年代的想象力中解读这个时代的生存和死亡，但2010年代的想象力已经变得空洞且没有太多力量，追不上当下的情绪。
于是甄子丹与黄子华之间的更替、地缘政治类型到丧类型的过渡，都不过是香港电影跟随历史和时间演化的必然结果。
这种想象力转变的内核，可以表达为从「我们能保护自己」到「我们能超度自己」，把希望寄托在他人或官方的「保护」，不如实现自身意义的「超度」。
毕竟，在经历了如此的实质性痛苦之后，「保护」这样的话语究竟还有何种意义？
尽管如此，2010年代的想象力仍有机会逼近「保护」和「超度」之间的临界值，达到一种勉强触及2020年代想象力的边沿状态，但在这一点上，《误判》没能做到。
在最近几年的影片中，却有几部影片能做到或勉强做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另一位嘴替古天乐主演的《九龙城寨》。
《九龙城寨》（2024）
这是一部高度漫画主义的影片，一方面借用九龙城寨这个真实地理/历史空间实现了《寒战》式的地缘政治叙述，另一方面以城寨的诸众以及城寨的微观社会学逼近了自身的极限，《九龙城寨》的积极在于试图谋求一种新式想象力，即便它未能全然实现。
而《误判》的遗憾，在于它基本没有任何这方面的尝试和努力，它仍然停留在2010年代想象力的套路和教条里，停留在那个十年如一日的甄子丹身上，全然不知道这个世界或文化上发生的种种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