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岩认为,八卦是人性的一部分。然而,随着工业时代个体的原子化,人们被剥夺了刺探他人隐私的合理性,在这种情况下,“名人八卦”成为了一种被制造出来的商业需求。娱乐明星成为商业八卦的主题,这群被制造出来的人靠别人的关注而生活。
在书中,闫岩把明星分为电影明星、电视明星、真人秀明星、网红,每一种明星都有自己独特的定位和特性。在当下,社交媒体围绕着个体运作,网红产业影响力日渐蓬勃,网红文化也正向传统名人领域与社交文化领域“殖民”。闫岩看到,围绕着私人事务的亲密性公共领域往往依赖于“帮亲不帮理”的家庭化的情感规则来运作,所以粉丝们会用狂热的私人情感取代事实、伦理、法度等公共事务的基本衡量原则。不仅如此,饭圈逻辑也正在向其他领域渗透,“把网红之外的公共领域也拖入了这种前现代的非理性之中。”
01 八卦之于人类社会是一项恒久存在
界面文化:在《娱乐新闻小史:从讲八卦到流行文化的诞生》中你谈到,娱乐新闻的前身是八卦。我们该怎么去理解八卦,它似乎是一个负面的词汇。
闫岩:八卦是闲聊、传人瞎话和碎嘴子,是对于缺席第三方的评价性信息,是对自我周围相关信息的监测和传递。无论这个八卦是好的、坏的、重大的、琐碎的,一旦我们向第三方谈论这个问题,实际上都是向不知情者宣示权力。我知道而你不知道,我向你讲八卦,显示出我消息灵通。
《娱乐新闻小史:从讲八卦到流行文化的诞生》
闫岩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4
这涉及到八卦的社会功能。八卦不是技术性信息,不负责告诉人们如何制作陶罐、石臼等,而是社交性信息和社会性信息。它的功能是让人们知道如何生活。掌握非生产性信息对人至关重要:谁人升迁,谁人得势,谁人失势,谁要当下一任酋长……这种事关乎生存,站错队就会死。《小李飞刀》里有江湖百晓生,对江湖掌故如数家珍;当今各个圈子里也会有消息特别灵通的人,对谁从哪里来、师承是谁、与谁关系好、与谁关系不好等信息了如指掌。现代人鄙薄这种行为,是因为信息时代足够发达,作为独立个体的人可以在工业时代生活下去,不需要关心别人的身世和八卦,也不希望被别人打扰。可是在古代,阡陌交通,鸡犬相闻,人们需要知道村子里其他人的各种掌故,才能在一个熟人社会生存下去。因此,八卦的恶名源于工业秩序对乡土社会秩序的褫夺。
过去,人们生活在村子里。八卦的对象就是熟悉的身边人。如今大家都生活在城市中,城市广袤,我们对其他人来说都是陌生人。我们需要通过讨论共同知道的人形成社会舆论压力,习得社会规则。名人就是这些共同知道的人。我们谈论共同知道的名人来习得诸如不能出轨、不可偷税漏税、不可以口不择言等社会规则——这跟农业社会中人们谈论邻居的短长是一样的。八卦之于人类社会是一项恒久存在,只是在工业社会,名人承担了八卦对象的最大基数,也最大可能地承担起八卦的公共功能。
界面文化:你在书中谈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问题,纯娱乐新闻挤占了用于严肃新闻的新闻版面和播放时段。大部分人就是很喜欢看八卦,也有人对文学和严肃内容的关注度下降表示可惜,你怎么看?
闫岩:这是由于媒体的普及让文明的边界不断下沉。过去有人批判知识分子言必称希腊或三皇,那时文字是属于精英的,只有贵族会阅读。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古埃及、古希腊甚至启蒙时代,人们设想的民主国家只对精英开放,奴隶、女人和小孩既没有投票权也没有选举权,精英的权力始终为一小撮人掌握。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平民阶层崛起;女性主义运动兴起,赋予女性权力;废奴运动又解放了奴隶,赋予奴隶权力……权力的边界不断向非精英群体敞开。
在有通俗报纸之前,底层休闲生活的方式只有说书人、秧歌戏以及闲聊天。有了通俗报纸之后,底层进入了一个原本不被允许的文化世界,得以通过通俗文化的视角了解世界。在电视时代之前,只有识字的人才可以进入文明世界,而文盲不可以。有了电视和广播之后,文盲也可以了解时事新闻。可见,随着媒体的日益大众化,文明的边界也不断扩大。
现在人们的怀念互联网早期,是因为当时上网费用昂贵,只有大城市、高校或者科研院所才有条件接入互联网。打字也需要学习和练习。那时玩互联网的都是全球精英。现在技术越来越普及,手机、互联网宽带和移动流量资费越来越便宜,人人都可以接入互联网,那必然有更多相对来说低教育和低文化程度的人参与到网络世界中。精英们就会不高兴,认为现在的网络世界乌烟瘴气,不实信息、谣言和八卦泥沙俱下,短视频快速的流量夸张地吸引眼球。这当然是值得哀悼的。但这只是精英的视角,那些因为社交网络和短视频而接入互联网的社会大众可能不这么看。普通人有普通人看待自我和社会的视角,必然和精英视角不同。精英群体自有自己当发出的哀悼,这也是他们应该做的,但这不应该是全部。
闫岩(受访人供图)02时代文化下行,催生个人化、琐碎化、萌化的叙事
界面文化:你在书中提到了娱乐化渗入严肃新闻的现象。奥运期间,一些体育采访被质疑提问奇怪、内容无聊,你认为是否是因为娱乐化的元素渗入其中?
闫岩:我觉得这不算是“娱乐化元素的渗入”。体育在中国并非核心产业,在常规报社中,体育部并非核心部门;在这个非核心部门中,奥运会的项目也远非核心产业。商业化更发达的行业,例如足球和篮球更容易催生巨大市场,进而发展出相对成熟的记者资源,像中国知名的体育记者几乎都是足球记者。只有在奥运时人们才会对这些小众项目投来巨大关注,但大众的关注也是一种吃瓜式的关注。绝大多数人搞不清楚全红婵的207c是什么,不清楚抓举与挺举的技术差别,甚至不清楚气步枪和气手枪的差别。四年一度的奥运会,即使各大媒体的体育部记者倾巢而出,也无法在一夜之间成为每一个项目的专家。
虽然这不能算作娱乐化入侵严肃新闻的例子,但可以视为新闻专业性衰退的例子,体现出前方记者没有足够的专业精神,该做的准备工作没有做好。我认为,不成熟的体育新闻产业和不够专业的体育新闻记者,双方可以打五十大板。
界面文化:如果说此次奥运赛事的报道并非娱乐化入侵精英文化的例子。那么我们新闻的萌化是否是一个例子呢?比如我们把武汉称为热干面,建造方舱时大家在直播间给吊车起名字。
闫岩:批评和观看的人并非同一批人。雷神山和火神山有几百万人在线观看。知识分子批评他们,值此国难之际,你们还在“加油小黄”,还在“隔江犹唱后庭花”。知识分子总是在大声疾呼,是因为他们不仅关注当下,还担心滑坡效应,担心如果今天可以萌化,明天就可以弱智化,长此以往公共空间便再无严肃性可言。一切事务都可以被戏谑、萌化、扮可爱,长此以往文化的骨骼将不复存在。
可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采取这样的文化态度?或许会有更大的环境因素。例如在经济下行时,当社会从自由主义的高歌猛进下逐渐冷却时,萌、软等保守主义的边流便容易率先回潮。因此,这并非一个人或一群人的问题,而是时代文化的整体下行总会催生出这样的状态。不唯中国如此,全球文化都体现出这样的个人化、琐碎化、萌化的叙事。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03消费者看直播,是为另一个自己买单
界面文化:很多调查研究发现,现在的年轻人很想成为网红。对此你有了解吗?
闫岩:人们只是希望从事一项既赚钱又不费力气且能满足虚荣心的行业,各个时代都是这样。网红这个产业有太多光环、金钱、知名度、而且是自由职业,符合年轻人对不上班的渴望。其实任何行业都遵循“二八定律”,奋斗到头部非常困难。我的同事董晨宇有一个调查,几年时间内他跟踪调查的几十个主播都放弃不做了。这个行业远远比人们想象的残酷得多的多。当一个产业张开双手欢迎你来时,必然会欢迎更多的人来当炮灰。这个行业并不比其他行业轻松。
界面文化:你在书中提到,真实性是网红的核心资产,而网红的唯一产品是真实自我。因此一旦网红被证明造假,人设崩塌,粉丝就会感到背叛。我关注的一个游戏博主是单身人设,当粉丝发现他不是单身,且作风很有问题,他就塌房了。可是对游戏博主而言,不应该以游戏视频的好坏为标准吗?正如卖货的李佳琦塌房了,但我们不是应该以卖得便宜为标准吗?
闫岩:网红作为一个市场模式,核心不在于卖哪个品类的产品,而是网红这个产业模式本身,其核心资产就是真实性。互联网本身自带平等主义光环,当我打开手机看直播,我假设看到的就是主播本人,没有经纪人、经纪公司、化妆、打光以及美颜灯,只是在与你交谈。网络介质本身就会给人这样的感觉。直播这种形式又具有即时互动性,似乎我与主播只隔了一片屏幕,是真实的我与你在交谈。
因此,当使用手机看直播时,人们对网红这个产品品类有一个期待,认为应该真实准确。我曾经提到过网红产品的三个特性,即真实性、平凡性和亲密性。我们在选择网红时,会假设这个网红产品是真实的;由于网红可替代性强,一旦不符合真实性的想象,人们就可以迅速抛弃并换下一个,置换成本并不高。因此,网红产品会让受众和网红之间产生权利平等、甚至受众高于网红的错觉。上位者自然会对网红有道德苛责。一旦其人设作假,就可以质疑带的货也是假货,从而导致整个产品线全面崩塌。
网红需要明白自己的核心资产。董宇辉的核心资产是一个有才华的打工人——从知识分子降级卖货,最初出圈是因为卖货讲英语课,形成反差。董宇辉在卖才华人设,但在小作文危机的时候,我们发现稿子并不是完全由他来写的,他的人设却没有因此完全崩掉,董宇辉的粉丝“丈母娘”带入打工人的角色,认为是公司内部踩他。现在董宇辉单飞了,他会面临和之前完全不同的舆论环境,现在董宇辉已经不是小董,而是董总了。小作文危机时这时候爆出来,他就会面临完全不一样的境遇。
2024年3月22日,董宇辉首场户外直播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李佳琦的核心资产是什么?他是一个奋斗者,以前一天试几百支口红,嘴唇都擦破了。一旦李佳琦说“有时候找找自己原因,这么多年了工资涨没涨,有没有认真工作?”,就毁掉了自己的核心产品。类似地,王妈破坏了她的打工人人设,她也立刻就会崩掉。网红的竞品非常多,网红的核心产品远远不是卖的产品,不是品质好、价格低、产地直发,看直播的消费者买的不是货,而是情绪价值,是在为屏幕前的另外一个“我”买单。
明星和网红的核心资产是有区别的。人们消费明星产品时,并不要求他们真实,而是要求他们好看、演技好、扛票房。屈楚萧的人设崩溃很多次,但还是有很多人花钱看他的戏,原因就是他演技好,有作品,仍然可以承担票房。类似的,孙楠一夜翻盘,因为他的核心业务抗打,网友们才纷纷道歉说“当初讲话声音大了一些”,“万众拥戴的歌王已经抵达他忠实的长沙”。
界面文化:现在的明星、网红很容易塌房,是因为艺人容易出现问题,还是网友要求严格?还有人怀念过去的微博,当时艺人发言都很鲜活,现在情况不同,缺少人味。
闫岩:那时候的明星也有很多问题,比如成龙有私生子、刘德华隐婚多年,但过去人们对明星的了解需要通过大众媒体过滤,经过媒体精英把关后的明星形象是一个二传手版本。社交媒体的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和微博,随时随地可以拍照、发布,明星全方位暴露于大众的视野之下。而且现在网络容量无限,大众注意力也无限,鸡毛蒜皮的事情都可以上头条,过去报纸和电视受版面和时长限制,没这么多篇幅报道一个微表情、一件衣服、一个手势这种鸡毛蒜皮的事。
第二点是舆论环境越来越不宽容。原来人们对明星没有真实性的需求,认为他们的核心业务能力和私生活并无关系。我在书中提到网红文化对名人文化殖民,使得那些原本学院派的明星也要受网红文化的影响,要营业,要媚粉,做道德上的圣人。李现成名后明确反对粉丝接机、跟拍,黑粉就说他不肯营业、不肯给笑脸。出轨、劈腿、养小三,这种情况过去也很多,但那时候舆论环境没有现在这么不宽容。
我们已经经历了经济上行、文化多元和社会思潮激进的时代,进入了经济下行时代。经济下行往往伴随保守主义抬头,最常见的情况是道德警察出现。大家对明星自然有道德要求,要求明星做圣人,不可以出轨、对老婆不好、打孩子以及四处调情。
04网红逻辑改变了政治人物的评价标准
界面文化:在谈论八卦时,你认为理性/崇高/男性和感性/琐碎/女性的二元对立存在问题。你在形容饭圈逻辑时也提到,饭圈逻辑属于前现代的非理性。很多时候饭圈被视为女性的场域,例如大家认为饭圈女孩和虎扑男孩是对立关系,你认为是否存在这种二元对立,以及如何看待饭圈的非理性?
闫岩:我们通常认为女性更爱谈论八卦,男性谈论的并不多。我们常见男性聚餐中谈论往事、谈论上司、谈论球员、谈论国家大事国际风云,这些都是八卦。而女性没有更多的社会场合来谈论这些,只能囿于家庭、厨房和孩子,因此,她们的八卦总会更锁碎一些。过去是围绕寡妇门前的是非,现在是围绕明星的八卦。
她们也更容易追星,在明星身上投射自我,成为饭圈主力。女性缺少手段寄托情感,很多中年女人追假靳东、秀才,认为他们既英俊又帅气又会照顾人,是完美伴侣的投射。她们的追逐其实是宣示权力的一种手段。她们通过投票、做数据、买买买,把自己的偶像送上热搜或者送出道,弥补了日常生活中不具备的权力感。从这个意义上说,饭圈是女性表达权力的一种手段,甚至也是低教育和低文化程度的人表达权力的一种手段。疫情期间上海封城,大部分上海人封闭在家里,每天都要抢团购,大家晒出最满意的一餐,最后的高票是咬了一口的馒头,这就是无权者以戏谑的方式表达反抗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