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我本是高山》还没上映时，就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该片9月刚刚定档的时候，网上立刻出现了不和谐的声音

豆瓣几条短评，已经让人大跌眼镜。

“拍出一股男味我呛死你们！”

“不要喧宾夺主女冠男戴！”

“那么多男演员，最好都演反派！”

这些评论戾气十足，带着浓浓的火药味儿。

可电影还没上映呢，怎么就激怒这么多人，实在奇怪。

要知道，《我本是高山》是根据张桂梅校长的真实事件改编的人物传记影片，宣扬的是她崇高的奉献精神，压根儿和男女话题扯不上关系。

试问谁去看一部电影会注意导演的性别？

谁去看电影会特别关注，正派与反派的男女比例问题？

这些莫名其妙的评论，短时间大规模出现，且都收获了大量的点赞。

主创也注意到了这些网友，本片的编剧“梦幻泡影”控制不去情绪，直接下场手撕。

“是瞎还是失意？”

“你TM，你休想！”

“男人都死光了你们就开心？你爹呢？”

从这些字眼就能看出，编剧已经彻底破防了，她的回应自然引发了更大的争议。

其实网络论战是很正常的，但这场论战中，编剧在明，网友在暗。

当编剧被成功挑动情绪后，这些网友们就像完成任务一样迅速退散，留下编剧一人迎接舆论漩涡。

很快 “《我本是高山》编剧回应”迅速登上热搜。

吃瓜群众只看到编剧气急败坏地骂街，没有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这样没素质的编剧还能写出好剧本？”这部电影也因此蒙受了不白之冤。

巧合的是，这波负面口碑发酵的时候，《我本是高山》刚好在举行大规模点映。

这个时间点踩得也太准了吧，很多人把对编剧的不满迁怒于电影。

他们开始拿着放大镜找影片里的漏洞，很快就找到两大罪状。

其一，影片把原型故事里的男人酗酒改成了女人酗酒，涉嫌侮辱女性。

其二，张桂梅多次在公开场合提到，创办女校的初衷是共产党人的信仰。

但是片中却改成了为了纪念亡夫，涉嫌矮化张桂梅。

这两宗罪让影片再次蒙上了阴影。

尽管片方紧急取消了部分点映，但依旧挡不住网友的口诛笔伐，这些天网上已经出现了很多讨伐这部电影的文章。

观点无外乎是：

被误解是表达者的宿命，编剧破防式的回应方式是不职业的行为。

改编不是乱编，不能为了艺术创作而脱离真实，《我本是高山》创作有大问题。

张桂梅是伟大的，容不得亵渎和矮化，本片的主创里有内鬼，他们夹带私货，阴阳怪气。

事实真的如此吗？

24日，《我本是高山》终于上映了，但“出师未捷身先死”。

电影上映这天，皮哥朋友圈就有人发言：“最期待的《我本是高山》，现在变成最不想看的。”

这个发言代表了一大批观众的心声。

一部电影你都还没去看，就被网上的节奏带跑偏，直接给电影判死刑，这是极其不理智的。

皮哥之前深入了解过张桂梅的事迹，看过关于她的纪录片，看过她接受央视的采访，多次看得泪流满面。

这次电影上映，我也第一时间去看了，依旧看得热血沸腾，有些话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评论《我本是高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儿。

因为这部电影和张桂梅本人是深度捆绑的，评论它会不自觉带上“张桂梅滤镜”。

再加上场外因素的干扰，很难用一句话说尽。

我们不妨从三个维度谈起。

其一，人物传记片的创作困境。

《我本是高山》引发的争议并不是特例，这些年几乎每部人物传记片都会陷入类似的困境。

人物传记片在二三十年前曾经迎来过高峰，《孔繁森》《焦裕禄》等一大批电影曾经感动过一代人。

从现在的角度看，《焦裕禄》的豆瓣评分是7.8分，《孔繁森》只有6.7分，都算不上完美的电影。

这在当时，国家在飞速发展，我们需要榜样的力量，大家更注重影片展示的昂扬向上的精神，对影片本身的瑕疵，是比较包容的。

这类电影在特殊时期起到了极其正面的作用。

这种风气从当年风靡全国的“感动中国人物“就能窥探一二。

那是个需要榜样的年代，“感动中国人物”刚好满足了大家对于英雄的全部相信，我们追逐他们，他们的事迹如数家珍，他们的获奖词被中学生全文背诵，出现在作文写作里。

但随着经济发展，贫富差距加大，大家很快发现“感动中国人物”背后的漏洞。

为什么这些人的精神这么可贵，都感动了中国了，却大都过着凄风苦雨的生活？

为什么社会上一大群道貌岸然的人，却都赚得盆满钵满，成了人上人？

英雄的背后是制度的漏洞，我们无法填补漏洞，自然也不再相信英雄。

于是，当质疑声多了，“感动中国人物”的热度骤降。

这个奖项评选一直延续到了现在，但很多人已经不关心谁在获奖，那些颁奖词也鲜有人人问津了。

在这种社会风气下，人物传记影片也迅速衰落。

2011年，李雪健拍了《杨善洲》，该片是感动中国获奖者杨善洲的人物传记影片。

李雪健的表演也很出色，豆瓣评分也有7.8分，但热度非常低。

2021年，郭晓冬拍了《我的父亲焦裕禄》，豆瓣评分7.5分，但是票房只有3000多万。

皮哥选择在周末的大商场电影院看的，结果整个影厅只有个位数的观众。

类似的影片，类似的人物，往往叫好不叫座。

大家宁愿追逐日入208万的污点艺人，也不愿意相信吃苦耐劳能逆天改命。

上一部人比较成功的人物传记影片，是2013年陈可辛拍摄的《中国合伙人》。

该片的人物原型是新东方的俞敏洪，黄晓明、邓超、佟大为饰演的就是新东方的“三驾马车”。

该片在事实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改编，不仅没引发争议，还赢得了票房口碑双丰收。

原因很简单，该片的主角是商人，商人在中国的地位是比较低的，无奸不商嘛！

即使你是俞敏洪这样的大佬，也可以任意调侃和戏谑。

前段时间，周迅主演《不完美受害人》，剧情在影射明尼苏达事件，不也没啥争议吗？

用郭德纲的话说，这些商人赚的，一大半就是挨骂的钱。

但主角一旦换成了政体人物，立刻就出现了创作红线。

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极高，是一面旗帜，一个符号，很难进行艺术的加工。

稍微改编一下，就会被扣上“亵渎”和“矮化”的帽子。

此外，过去信息不发达，大家对焦裕禄、孔繁森这类英雄人物的认识都是模糊的，只能通过有限的新闻报道和影像记录，这时候人物传记影片就填补了这个空白。

但现在信息太发达了，你只要拿出手机，搜索“张桂梅”，立刻能搜到大量信息。

她的相貌谈吐，她的光辉事迹，她的生平履历，全都一览无余，根本不存在想象空间，电影拍得再逼真也不如新闻纪录来得亲切可感。

《我本是高山》刚发布剧照时，海清的扮相惊艳了所有人，真的和本人太像了。

但很多人依旧不满意，他们说仔细看还是有明显差距：海清的皮肤太细腻，脖纹太显年轻，手指缠绕的胶布也太假了。

这种拿着显微镜找瑕疵的方式下，除非你让张桂梅本人来演自己，不然永远有人不会满意。

最关键的一点，一部电影为了拍得好看，一定存在正派和反派。

但传记影片中的人物都是有原型的，谁都得罪不起。

编剧会被要求写一部没有反派的电影，这样的电影会好看吗？

以上因素叠加，国产人物传记片别说拍出彩了，能和观众见面都要烧高香了。

陈可辛在《中国合伙人》之后，2020年又拍了《中国女排》。

中国女排成绩固然出色，但内部斗争激烈，这些人情世故是陈可辛没办法拍的。

他的拍摄过程受到各方掣肘，最后被迫把《中国女排》改名叫《夺冠》。

名字是叫《夺冠》了，可电影把2004年雅典奥运会惊天逆转夺冠给删去了，黄渤饰演的主教练也被隐去了姓名，各方角力可见一斑。

《夺冠》之后，陈可辛又拍了《李娜》，皮哥曾为此欢呼，人物传记的春天就要来了。

结果呢，几年后这部影片改名叫《独自·上场》，再后来直接无法公映。

陈可辛气得直接退出华语市场，搞起了什么“环大陆影视公司”。

我们再看邓超拍摄的《中国乒乓》，名字也起得很响亮，片方还特意选在冬奥会闭幕式那天开机，对片方前景也很看好。

可结果呢？

今年1月份，临上映时，名字被迫改成了《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这还没完，片中所有主角名字被全部换掉。

事发突然，都到了宣传期了，本片被迫撤档重新剪辑，直接错过了春节档的黄金期。

等重剪后再次上映时已经失去了先手，片方再次撤档，再次改档，再次沦为炮灰。

一部豆瓣7分的正能量人物传记电影，最后沦为了跳梁小丑。

其实中国乒乓可拍的故事多了去了，除了一个个动人的夺冠故事，还有一些外界传闻的赌博文化。

孔令辉和张继科就证明了这一点，这些东西拍出来绝对是跌宕起伏。

但负面的东西不能拍，正面的东西要有选择性地拍，邓超在辗转腾挪之际已经做到了极致，还因为本片提名了金鸡奖最佳导演。

最后就因为一个一个莫须有的场外因素，几年努力毁于一旦。

那么，人物传记影片有拍成的吗？

也有。

博纳这几年就连续拍摄了《中国机长》和《中国医生》，都是人物传记片，都取得了票房上的巨大成功。

但影片质量却一言难尽。

为了为了避免犯错，两部片几乎都是“照本宣科”，生怕越雷池半步。

上映后确实借助新闻热度，获得了票房成功，电影本身却温吞如水，缺少回味。

据说博纳还打算拍摄《钟南山传》，但在这样的创作环境下，这个计划很快不了了之。

在电视剧领域，去年也出了一部优秀的人物传记剧《大山的女儿》。

该剧的人物原型是2019年感动中国获奖者黄文秀，剧作上完整还原了事实，豆瓣评分高达9.3分，堪称神作。

但问题就是，这样的作品拍得大家都挑不出刺儿了，但没人看了，9.3分的剧在网上的热度几乎为零。

另一部《能文能武李延年》确实拍出了人物传记的最高水准，王雷还凭借这个角色拿了视帝。

但李延年这个人物是旧时代的人物，创作时不会受到那么多限制。

所以，《我本是高山》在这么逼仄的创作环境下，能突破重重阻隔与观众见面，这事儿本身就值得鼓励。

其二，电影本身的问题。

皮哥去看了影片，这部电影也确实存在问题。

我们不妨还原一下这部片的创作过程。

主创在前期一定翻阅了大量的新闻资料，看了大量的采访视频，并和张桂梅本人进行了深入交流。

他们的拍摄初衷当然是要真实还原张桂梅的英雄事迹。

但在真实的基础上，必须进行艺术的加工。

如果和纪录片拍得一模一样，电影的意义在哪里？

初衷是好的，实操的时候出了问题。

编剧汪海林指出了问题的根源。

他说这些年参加了很多创作会议，发现业内陷入了一种思维惯性。

要求创作者不能喊口号，要接地气，写老百姓能理解的情感，不写观众理解不了的崇高。

不要在影片中说豪言壮语，做超越常人的事，要强调平民化。

张桂梅出身虽然平凡，但她的精神境界却是足够崇高的。

强行把一个伟大的人，塑造成一个受困于世俗的平凡人，这是影片的问题。

我们可以想象，在剧本讨论会上，“接地气”、“平民化”、“有血有肉”这些词会被反复提及，最终主创一致为张桂梅选择了一条平民化路径。

这是电影语境里的政治正确，是创作者的惯性思维所致。

你可以说主创的能力有问题，但不能说他们的屁股是歪的。

我们再看4个具体的争议点。

第一，真实故事里，是父亲酗酒，电影中改成了母亲酗酒。

一些观众指出，农村女性酗酒比例很低，统计数据只有0.2%，这么拍很不真实，女性观众觉得被冒犯。

海清对这个问题的解释是，他们通过这样的改编想表现张校长不光救一个孩子，还救了一个母亲。

等于是把girl help girl，变成girl help girls。

其实是个迎合女性观众的方式，却改得脱离实际，还冒犯了女性观众，有点弄巧成拙。

第二，真实故事里，张桂梅的丈夫是拉二胡的，张桂梅是唱歌的，夫妻俩一起合作了《毛主席来到咱农庄》。

电影里改成了夫妻俩跳起了华尔兹。

这个改编，很多人觉得不真实，老一辈人怎么会跳华尔兹呢？

但电影中夫妻俩跳舞这一幕是在如梦似幻的场景下完成的，跳华尔兹本身没有太大问题。

所以这个改编谈不上出彩，但问题不大。

第三，电影制造了很多冲突，比如局长吼张桂梅，学生私底下抱怨张桂梅。

但局长原型说，我从来没有吼过张桂梅。

学生原型说，张老师对我们很好，根本不像电影里表现的那样。

这就涉及到前文提到的创作困境，电影要想跌宕起伏，有人唱白脸就有人唱红脸。

但没有哪个人希望自己的银幕形象是负面的，甚至“对着张老师吼两句”、“私底下抱怨张老师”这样的小瑕疵也不能接受。

这种困境几乎是死局，《我本是高山》无法幸免。

第四，张桂梅创办女校的初衷。

真实新闻里，她多次强调，是为了自己的共产党人的信仰。

但是在电影里，被改成了为了纪念亡夫。

这是争议最大的点，多数评论认为，这是在亵渎和矮化张桂梅。

他们说影片的创作者格局太小，理解不了崇高与伟大，就私自替换成这种儿女情长，让人气愤。

但皮哥觉得这种评价太过苛刻。

我们常说圣人论迹不论心。

张桂梅做的事已经足够伟大，这就足够了。

至于她创办女校的动机。

是为了伟大的信仰，还是渺小的儿女情长，亦或是两者兼而有之，这些都不重要。

在新闻版本里，张桂梅给出了一个崇高的答案。

在电影版本里，主创为张桂梅说出了一个接地气的答案。

两者并不冲突。

而且片尾的时候，皮哥注意到彩蛋里出现了醒目的“共产党人”的字样，这是对张桂梅身份最好的注解，完全不存在歪曲。

什么？

你说主创不尊重张桂梅？歪曲她的本意？

别逗了。

拍摄这样的电影，主创肯定是和张桂梅沟通过的，她的的感情戏，她的每一句台词，一定是得到本人认可的。

张桂梅都没意见，一些所谓理中客的网友为什么要加这么多的戏？

汪海林最近发的一条动态说得很好。

“这么重要的题材，一定是经过层层把关的，不太可能会犯这么严重的政治错误。”

总结下来，我们就会发现，《我本是高山》在创作上确实存在失真的问题，但基本都无伤大雅的小毛病。

反倒一些人疯狂带节奏，他们平时总是嘲讽广电总局的剪刀手，总是对主旋律电影里的喊口号不屑一顾，怎么对于这样一部电影，审核标准比广电总局还严格，口号喊得震天响？

从这个维度看，电影不完美，但称得上优秀。

其三，这是一部拍给未来的电影。

互联网是有记忆的，这是大家的共识，但并不一定正确。

你现在去任何平台搜索任何一个问题，你会发现绝大多数回答都是近5年更新的，10年前，20年前的答案你几乎找不到了。

这些古早的东西，要么被大数据阻挡在你的信息茧房之外，要么直接被平台悄悄删除了。

换言之，互联网也存在新陈代谢，一些集体记忆，只要超过5年，很容易被集体遗忘。

张桂梅也是一样。

我们有幸与她生活在一个时代，她的点点滴滴都被互联网记录下来，这给公众一种错觉，我们对张桂梅足够了解，根本不需要一部蹩脚的电影来科普。

但10年后，20年后呢？

当互联网经历了一次次的更新换代，关于张桂梅的信息碎片很可能就遗忘在很多人搜索不到的角落里。

那时候，我们的孩子是不了解张桂梅的，我们自己对她的事迹也已经记忆模糊。

这时候，这部电影就是一个很好的载体，它会告诉未来的人，这个年代的英雄有多么伟大。

现在的这些场外纷争没那么重要，我们更应该关注电影本身，关注张桂梅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