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东西》：一部真正的特供电影
我都跟父权决裂了我还是loser吗？
这个世界上哪个事不比男的重要？
回忆过去是油腻的开始。
快车太臭了，除非是女司机。
可是为什么都要做得很好呢，裁判是谁？
正是因为我们足够乐观和自信，我们才能直面悲剧。
豆瓣评分喜迎9.1，形势一片大好，而另一边不出所料，虎扑迎来了一片破防之音。
最常见的高赞评论，是把《好东西》的台词的性别互换一下，证明这个电影“终极辱男仇男”。
有趣的是，这些让虎扑男孩破防的台词，之所以这么写，就是因为导演要一次性反驳几千年来浓缩的对女性的恶意。
可以冷静想一下：这或许是女性第一次这么说话，但却不是男性第一次这么说话了。
女人从客体变成了主语和动词，而向来站在舞台中心的男性，变成了这部女性电影里的介词。
邵艺辉在采访里说了许多次，这三位男性人物没有自己的名字。
前夫就叫前夫，没有姓，小马是因为马是一种性感的动物，小胡是因为他胡说八道。
这是对千百年来剥夺女性姓名，让她们以王氏李氏张氏的代号离开世界的一次全部清算，也是导演对历史不满的一次性反驳：用同样的方式，去剥夺他们的东西。
失权的滋味，猫跟你都想了解。
正因为有期待，才会有落差。
邵艺辉在《爱情神话》时呈现的灵动和自然，在《好东西》里变成了刻板和网感，就像能写出一本长篇小说的作家，突然写了一篇10万+爆款公众号。
《爱情神话》的精妙之处，在于镜头语言，在于人物互动的巧妙。
角色之间像在共同揉一块面，推过来再拉过去，轻松、灵动又让人会心一笑，那些中年男女真实的尴尬和局促，都是生活本身的纹理，邵艺辉把漫不经心的闲笔变成了妙笔，在即将滑向做作的边缘，又能用巧劲拉回来。
而创作者的灵气与表达，并没有留给《好东西》。
《爱情神话》里闲庭信步的饭桌戏，到了《好东西》里变成了前夫疯狂往嘴里塞的那把大蒜：太急了。诙谐有了，场面调度却差了，这顿饭他们吃得难受，作为观众的我看得也烧心。
曾经细致入微的生活体察，在《好东西》变成了美好精致的vlog片段，一种进步主义生活方式的宣讲和展演。《爱情神话》是真正的轻盈，《好东西》倒显得比前作刻板保守。
创作者想说的话太多了，一股脑塞进嘴里，以至于没有给观众留下喘息的气口，演员们已经尽力把金句文案内化成一句台词，但仍然有一种赶进度把台词说完的尴尬节奏。
整部电影像一个憋了太久没说话的人，密集快速地输出了两个小时社会热点：月经羞耻、家暴、原生家庭、公共举报、男女平等、田园女拳。气势如虹，排山倒海，瞄准观众的胳肢窝，高频率猛挠不止，
这就导致《好东西》变成一场网络段子集锦。一线城市中产与进步青年们，把自己平时听的博客，看的脱口秀，读的公众号，点赞的微博，共同熔化在一口大锅里。人物接二连三登场，比拼谁的金句更能在小红书上被做成截图点赞。
电影不断地宣告，我们要打倒父权制，我们要夺回主体性，我们不要玩他们的游戏了。
可是口号喊完了，便没有然后了。
一部电影需要的是有来有回的台词，而不是爆款文案。
优秀的电影，角色不需要对着观众喊话，只需要沉浸在ta的故事里，与电影里的其他角色展开对话就足够。
为了议题的醋，愣是包了一桌饺子。最可惜的是，邵艺辉其实有能力把这些口号用镜头语言“拍出来”，而不是让角色“说出来”。
王茉莉披着儿童的皮肤，实际上身体里住着邵艺辉，与王铁梅和小叶，共同构成了邵艺辉的多重宇宙。
看上去是为了设定一个“戳破皇帝的新衣”的、“未被父权规训过”的、具有敏锐洞察和高超文笔的天才女宝，但最终，王茉莉承担了太多“童言无忌说教环节”，让人在一个孩童身上看到了不合时宜的成年感。
在饭桌戏上，茉莉听到小叶说，自己母亲嫌弃自己来月经弄脏了家具，以一个小孩的视角对男性发问：
“血又不是屎，怎么会脏呢？”
“世界上有一半的人流血，对吧？”
这种处理，你可以看作是以小孩的口吻，四两拨千斤地给男权一个大逼斗，干得漂亮，听懂掌声。当然，这也可以看作是来得非常唐突的一句台词，更像是倾注了成年作者要表达的观点，只不过是借小孩的嘴当作更响亮的喇叭。
茉莉问小叶：“女孩该怎么打鼓？”
小叶回答她：“你怎么打女孩就怎么打。”
这些妙语连珠的回答固然精彩，但按照茉莉的人设，她应该直接开始打，甚至不会问出这个问题。
片中许多情节的编排，都像是围绕着一句“必须抛出来的文案”设计的，目的就是让演员把这句台词大声说出来。
于是我们来到了一场关于女性议题的自助餐。这里有性同意和AV议题，发生男女关系的时候不要撕扯女性的衣服，不要和AV学那些侮辱女性的桥段；这里有月经议题，男性直到现在还以为月经是蓝色的；这里还有女性独立议题，你不需要做到完美，只要接纳自己就好，等等。
一旦牺牲了对话逻辑，牺牲了生活真实的质感，那么人物和叙事就会让位于口号。其实一部好电影，并不需要每一句台词都微言大义，力拔千钧。
《好东西》设置了目不暇接的议题陈列，让它在某种角度更具备“传播属性”。人们看到，人们点赞，人们转发。
戳中痛点是肯定的，但如果每一段高光情节都是人物的金句抛梗，也太累了，更谈不上“轻盈”。
当“叙事”让位给“议题”，那么真实感也随之愈发模糊。
在采访里，邵艺辉强调自己想拍的是一部女性主义童话，构建一个母系乌托邦，这是关于人类文明最文明的想象。而这个故事只会发生在自由进步的特殊实验城市：上海。
就像有篇文章指出，《好东西》拿不下三四线摇摆州，“你读过几本上野千鹤子”这样的问句，也只会出现在上海梧桐区的特定同温层里。当议题有门槛的时候，也同样具备了排他性。
在这座类似于芭比议会的空中楼阁里，女人和男人没有对立，即便是男人也很可爱，也可以弱势，也可以友善，甚至不需要任何争议环节，就直接承认了自己的性别红利和原罪。
但童话为什么是失真的？
因为在非一线城市的现实生活中，并不具备这样的生活样本与人群样本。
卖弄女性主义的前夫，恋母情结的小马，约炮软件上的常驻男嘉宾小胡，这几个男性角色在一线城市或许能找到。但是，哪怕你回到二线城市的老家，就会发现不存在这样的男性。
同龄男性大多都生二胎了，甚至有可能用的还是“业主群闹事专用头像”，业余爱好是和哥们去足浴中心逛逛。你跟他们说性别红利，且不说他们能不能听懂了，甚至还要让你罚酒三杯。
还有网友小心翼翼地提出现实层面的争议点：这套梧桐区的老洋房，房租至少一万五，她们真的能负担得起吗，生活成本又该如何计算？同样的预算，为什么不住到外环？
一部分小红书网友这样回答：因为她们赚得多，租得起。还有人一本正经的分析起来王铁梅和小叶的收入结构，力证“人家有钱”。
如果你看过@沪漂小Q的找房视频就知道，多少人在上海，花800块钱住着一套还不如哈利·波特楼梯间的房子。全国多少人的月收入，还不及王铁梅这套老洋房月租的五分之一。
邵艺辉的回答更简单：因为梧桐区美。
她在采访中不断强调，苦难叙事被重复得太多，但事实上，以中国人口基数来说，还远远不够。
“比如打女人的、家暴的、强奸的，这属于很旧的部分，很落后，不文明，这种人不值得我书写，现代文明社会里，这样的行为本来就是不对的，没有必要再拍一部电影来重复它。但我也在反思，事实上，现实生活中还有大量类似的事情发生。”（邵艺辉）
如果所谓的新东西，是一种自由快乐梦幻的生活方式，其实这种叙事已经不断在小红书短视频里不断重复了，点开看看梧桐区网红们的vlog视频就能窥见一隅。
苦难本就是基层生活的底色，人们只不过是在这份底色上自己努力涂彩罢了。
另一种单亲妈妈，另一种生活方式，另一种“女性正确人”，当然可以是对观众的启发，但不足以构成有意义的建议，甚至更深一步，是否会构成对弱者的冒犯：其他人没有过上这样自由舒展的生活，是因为她们不够努力，还是因为她们的命运本就如此。
在这样一个普通阶层占大多数的国家，在这样一个父权制结构分化非常极端的国家，刻意回避苦难叙事，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偷懒和傲慢。
苦难确实不够美，但不代表苦难不值得书写。
在当下，苦难仍然是主要矛盾，非常遗憾，非一线城市还没有进化到更发达的那一步。
对于一个基层女性而言，王铁梅的自由和轻盈，或许比不上王慧玲在短视频中教她们如何避免被父家和夫家“一女三吃”。
更高级文明的精神探索固然高明，但却很难触及底层妇女的真正利益。
在上海自由松弛感的土壤下面，是盘桓缠绕的资本：松弛感是一种靠钱来维护保养的奢侈品。
《好东西》和自由洒脱的王铁梅，似乎帮助我们确认了一种逻辑，在上海，只要你有充分的资本积累，就有能力过上自由进步轻盈的生活。这场高度提纯的城市景观，终究只属于一个群体而已，无关性别，只有阶级。
就像那句被大家鼓掌鼓烂了手的台词：“你们快车太臭，除非女司机”。
这句话背后其实可以再思考一步，为什么有的快车很臭？会不会是因为那些为了糊口的司机睡在车上，一天可能需要工作12个小时，所以没时间洗头洗澡，没时间维持体面。他们住在几环外？他们为什么过上这种生活？在我租的房子的楼下，每天会停着许多滴滴司机过夜，他们的后备箱里什么都有。
一座先锋自由的城市，早已为大家划分好等级。
自由松弛的进步生活方式，属于新媒体编辑，写手，乐团鼓手，乐队歌手，眼科医生，他们交谈的地点，只会在老洋房、日料店、酒吧和西餐厅；不那么进步的生活方式，属于所有非一线城市受益者，属于日结工和司机。
叙事的焦点被抢夺了，具体的人和故事消失了。
创作者被某种巨大崇高的“主义”裹挟着冲刺，狠狠在每一分钟都塞满了要表达的东西，再把这些东西由角色说出来，角色变成了面目统一的传声筒。
至于角色本身的人物弧光，观众对这些人本身的经历并不感兴趣，只对她们说出的几句台词充满激情。男男女女在价值观的接力跑比赛里，快速传递着接力棒。
正确的人物不会让人感动，只会让人疯狂。
创作者如何塑造出一个鲜活的女性？
我们能够看到，她有什么不堪的欲望，她有什么难以启齿的症结，她经历了怎样复杂的困境。
但王铁梅永远正确，就像她站在代步车上驱赶猥琐男一样，如伟人般屹立在那里，让观众痴狂沉迷。
她在影片中唯一的低谷，是写了篇文章被网友刷恶评，就像我们的同行大多数时间经历的那样。她的自我厌恶与内省，也远没有《伦敦生活》里的Fleabag兼具趣味和深度。虚浮的挫折漂在水面，轻飘飘的。
她没有脆弱，也没有软肋，更没有怯懦，于是她变成一种被群体膜拜的符号。
有情绪性的高分好评，就会有情绪性的低分差评。
有人说《好东西》是豆瓣小红书特供电影，是同温层关起门来的狂欢，是上海特色女性主义，是一线城市小资共同体的春晚。电影虽不断露出卡罗琳·克里亚多·佩雷斯的《看不见的女性》(Invisible Women)，但聚焦的依然是早就被看见的城市精英中产。
如今的舆论场上，一旦对这部电影有了质疑的声音，就会被网友指责立场问题。敢说《好东西》不好，变成一件异常考验勇气的事，人们恨不得先验明正身，再小心发言。
几乎在每篇吵架的帖子下面，都能看到“你不喜欢这个电影=你是男的=你厌女”的逻辑推演，围绕影片内容的讨论，也变成了非黑即白的“猜性别游戏”，逐渐滑向了另一种极权。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魔法打败魔法。
“好东西是给好东西看的”
“我用了0.000001s就猜出了博主性别，你也来试试吧”
“原来是男的，那没事了”
“女的还这么说，奖励你以后生八个”
如果一味拒绝所有提出质疑的声音，那这又和我们反抗的父权有什么区别呢。
事实上，我和王铁梅一样都是外地人在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当北漂/沪漂，一样都需要租房子，甚至我们的职业都一模一样，都是写公众号的女人。
我当然十分欣赏王铁梅。但我无法真正相信这样的人和故事，真实存在在一个需要每个月对着房租数字和银行余额发呆的世界。
导演说这是一场女性童话，可是走出影院之后，童话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这部电影好不好，或许和观众身处一线二线三线四线城市都没关系，关键在于，你是否相信这个童话？
如果你选择不相信，那你就会觉得轻佻，虚浮，不接地气。
如果你选择相信，就会觉得轻盈，舒适，像回到了子宫里。
现实世界也不会因为童话改变运行轨道，《好东西》也不过展示了平行世界的一种可能。
就像小红书网友，把批评这部电影的女性挂出来审判，但算法控制下跳出的下一篇帖子，依然是“163cm55kg算不算太胖了”。乌托邦固然美好，但我们确实活在残酷丑陋的现实里。
我们当然要支持女性导演上桌，我们当然也要给予女性导演最广泛的宽容度，我们当然要和一切父权电影的爹味唱反调，让越来越多的女性导演去从老男人的手里抢夺话筒和摄影机。
在大部分国产电影很难通过“贝克德尔测试”（Bechdel test）的现实情况下，《好东西》的出现，在立场角度异常弥足珍贵，让千万女性感慨“原来你们男的看电影这么爽”。
电影只有满足贝克德尔测试的三个条件才能被称为女性叙事：条件一，电影中必须出现两个女人；条件二，这两个女人有交谈；条件三，她们谈论除了男人以外的话题。
当然，没有任何东西经得起挑剔，但我们更希望，国产女性电影能更言之有物，俯下身去，把镜头放低一寸，看看那些黄浦江外的人们。
根据“猫眼”的数据显示，“想看本片”的用户画像中女性占比超过80%，尤其以20~24岁年轻女性居多。一部卖出了目前接近4亿票房的电影，即便挑出再多毛病，也必须要承认她做对了一件事——她拍出了那一半每个月要流血的人压抑了几千年的愤怒，大声呵斥了那些在街边撒尿的有毒男人。
既然《教父》是男性的电影圣经，《古惑仔》是男性的教科书爽片，《闻香识女人》是男人一生必看。那女性创作者必然也可以创造出属于女性的金句爽片。
但在爽片之外，是否还能冷静下来，看看真问题与真困境？
《巴黎评论》在1956年采访波伏娃的时候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你从来没创造过一个真正独立自由的、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彰显《第二性》主旨的女性角色，这是为什么？
波伏娃回答：“我在小说里写的是女性在现实中的样子——矛盾重重的人，而不是她们应该成为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