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爱邵艺辉了。

两周前的第一波点映，看到自己编的书出现在银幕上时。正式上映后看大家整理的书单唯独落下我们这本，却在播客里听到她特别cue书名时。不好意思打扰她偷偷发豆瓣动态第二天发现她大半夜还在点赞时。

这种喜欢从《爱情神话》里李小姐、格洛丽亚几个女孩递护手霜那幕就开始了。那个时候只觉得导演很灵很会捕捉，完全没想到新作直接捕捉到了图书这个我们每天都在打交道的东西上。

而且，并非仅仅作为镜头瞬间切过的背景板，而是情节推动的重要部分，甚至书名都被演员直接说了出来。主角就在一旁。画面前景是书的码堆，后景是以书封为设计元素的广告板。“现在下单……”这句在刚刚过去的双十一直播间里听过无数遍的话术，出现在了电影里，台词后面跟的是一本书，一本从策划、编辑再到营销、从无到有做出来的书。

我编辑的图书，被实打实地带货了。

那个瞬间，感性和理性的雷达同时开启，嗡嗡嗡嗡，又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正在到来。

一边是感慨，何其有幸，有生之年能与具有历史性意义的电影建立如此联结，何况还是我本就超爱的创作者。一边是“被看见”的欣慰和欣喜若狂。因为我感到被看见的，不仅仅是我们一直以来的工作、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女性主义出版，更是当下万千女性正在经历着的生命，不是那些陈旧的、由男人书写的刻板印象中的故事，而是这两年我们自己、我们朋友的真实经历。我们的生活、工作，我们的苦恼、疲累和感动，第一次被如此轻盈地呈现在了银幕上，被我们观看，由我们品鉴和咂摸。

01

女性主义哈哈哈

而这，也给了2024年一剂强心剂。

我们有多久没有如此集中地为一次事件、一个话题、一部作品而哭而笑而彻夜激动，我们就有多久没有正视过我们自己了。只转发不评论，或者评论也只是只言片语，充满倦怠与无望：唉。说来说去都是那些。没用的。日光底下无新事。然后那些事就和那只房间里的大象一样，与我们共存，被我们遗忘。女性主义？哈哈哈。

《好东西》就用123分钟观照了这一我们已经说乏了的话题。堂堂正正。坦坦荡荡。在我们自己几乎都乏了倦了疲了的时候。

影院里，所有人都在大哭大笑拍大腿，犹如一场跨越了所有区隔的狂欢，又如一座巴别塔正在升起。男女老少又变得可以互相交流了。

去年还不是这样。

7月的某本书，还没上市评论区就被一水儿的一星辱骂占领，我一怒之下写的回击在发布后的第42分钟变为仅自己可见，申诉不仅没成功反而我自己都看不到了，更别提之后遭受的接连背刺，没完没了。其影响甚至一直绵延到上个月。

所以尽管邵导展示的是2.0时代的新世界，但构建起2.0的一个个场景却是我们此刻正在过着的1.0的生活。像一面镜子。

比如铁梅所在的团队，会用一个没什么价值但负责带货的号，养一个内容严肃但阅读量堪忧的号。像极了要求自负盈亏、营收和转化的文化行业众机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如果不能得兼，那至少得取个中间值，什么亚里士多德，多劳才能多得。

比如太阳刚下山的西三环大街上，仍有随地大小便的男的。（师妹纠正我，要去掉“大”，“随地大便”太恶心了……）

比如我们身边有异性已经拥有了一定的性别意识，但不多。因为他们仍会在言语之间顾左右而言他皮里阳秋令人不适，在为社会新闻发声时，在讨论时下热门议题时。往往要调用高考做阅读理解的能力才能参透这一层，啊，原来是在明褒实贬。

以上这些铁梅也遭受了，但所幸她并没受太大影响，她没被降职减薪，也没放弃职业操守，呵斥随地小便和享受“女权男”红利的男人时，身边还有小叶和小孩陪着。镜子里的神话，映照着生活里的现实，让我们继续向前。

02

“都不被看见的，还算不上重复”

“你读过几本上野千鹤子？”

“你就不怕重复女性悲惨叙事吗？”“都不被看见的，还算不上重复。”

这是只有熟知女性主义、熟知女性主义出版的人才想得出来的台词。听到这几句的时候，身子像被钉在座椅上一样。这些非议，已经听了几千几万遍，终于有人出来说了句公道话，什么对于同类作品“太多了”的顾忌和厌烦，对于自己听过女性主义的自得，我去你的吧。

现实也大抵如此。尤其是去年下半年以来，女性主义图书市场疲软，书评人读者开始产生审美疲劳，关注焦点也开始转移，更有科技助力下牢牢锁死的信息茧房，将人们围在自己的舒适甜甜圈里，身边都是被动接收的同类信息，图书的营销推广极大受限，能让同温层、小圈子的人耳熟已经阿弥陀佛了，更别提突破已有受众出圈了，女性主义出版，已经快要成为自娱自乐的东西。

《好东西》初期的反响也类似。

从11月9日首轮点映开始，好评铺天盖地，网上热议不断，身边也不断有朋友在朋友圈里大夸特夸。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导演在微博坦言，票房并不理想；上周末去二刷，五六十人的影厅只坐了不到10个人；上映次日票房才到1亿——都不说陈思诚，往年类似讨论级别的作品，早就过几亿了！

然后便是导演、主创N地跑路演。据我极其有限的观察来看，《好东西》导演跑的场次似乎是这几年电影里最多的。影院映后、播客对谈、媒体专访、公益讲座，等等等等，甚至一些迷你观影会她也会出现，联想到她在社交媒体上发的那些动态，再次心疼并共情起她来。这样一部划时代的作品，要花费这样多的精力来宣发，来站台，再次印证了当下做事之难；当然这首先肯定是导演没有架子、肯花精力与观众交流，但另一方面却是距市场预期仍有距离，所以才要大小活动都要尽量出现。

这些时刻让我再次看到了图书编辑们的影子，如果允许我妄自尊大打这个不恰当比方的话。

出版界也是同样的逻辑。为了一本书，编辑和营销编辑，会一遍一遍不计成本地来投入自我，把自己烧进去。写编辑手记，动用自己的关系把通讯录里的媒体朋友问个遍，做线下活动的主持，甚至活动用书都恨不得自己坐地铁人肉背过去——就，请别再说编辑出席活动是为了营销自己了，还不是为了最大程度地降低成本，人总归要过去的，不如顺带主个持，还能省一笔嘉宾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