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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梁嘉烈

近期，票房与口碑双双失意近一年的国产爱情片市场，因为《好东西》与《我谈的那场恋爱》的出现，让观众看到了新的希望。

《爱情神话》导演邵艺辉新作《好东西》，目前是2024年豆瓣评分最高的国产电影，《我谈的那场恋爱》评分次之，但7.5的评分在2024年华语爱情片中也仅次于《好东西》与《我们一起摇太阳》。

不论最终票房落点如何，两部影片都是当之无愧的华语爱情片新锐之作，它们都在讲述女本位与“我”本位下的新型爱情故事，都以女性成长为核心议题而非爱情。同时，它们也都做到了女性叙事与男性叙事的共存，看见了女性的困境但也未忽视男性的困局。

站在更长远的视角来看，《好东西》与《我谈的那场恋爱》的出现，意味着国产爱情片正在加速从传统叙事模板中抽离，转而走向现实，转而探寻更真实的当代女性生活生存现状与新型两性关系。

坚定的女本位与“我”本位

《好东西》与《我谈的那场恋爱》都贴着爱情片的标签，但女本位与“我”本位才是两部影片的叙事核心，而非爱情。

《我谈的那场恋爱》中，吴君如饰演的余笑琴人到中年事业有成，却陷入了“以爱为名”的诈骗陷阱中，余笑琴被骗源于“物质优渥但情感贫瘠”，并非“父母爱情的结晶”、因自身性格问题朋友稀少、一直未能走出上段婚姻与丈夫离世的阴影，都是她成为诈骗集团狩猎对象的原因。但是，余笑琴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杀猪盘”受害者。

当影片中所有人都将余笑琴定义为网恋骗局中的受害人时，她直言：“爱情，你相信就是真的。”爱情对余笑琴而言更像是治愈自我，告别悲伤与孤独，真正成为一个内核强大的独立女性的工具。影片借此传达的核心观点，是中年女性应该打破“这么大年纪还谈什么恋爱”的世俗眼光，勇于取悦自己，勇敢去体会爱与被爱的感觉。

《好东西》的叙事更为先锋，爱情线虽贯穿影片始终，但爱情主要服务的依然是女性的成长。渴望与胡医生建立恋爱关系的小叶称自己为“清醒恋爱脑”，她代表着一类典型群体，即深受原生家庭之痛，有着强烈的被爱、被认可需求，并将这些需求的实现寄托在了爱情这一亲密关系中。

但最终，小叶在女性的彼此温暖与相互慰藉中实现了成长，她通过“亦友亦母”的王铁梅重新认识了自我与世界，也在与小朋友王茉莉跨越年龄的另类友谊中弥补了童年的情感缺失。女性角色的救赎与被救赎一定程度上脱离男性，女性前行的力量源于自我和解与自我认可，正是当下女性观众所需要的女本位叙事。

在另一位女主角王铁梅身上，围绕职场女性、单亲妈妈等身份展开的叙事都重过爱情叙事。与小叶不同，王铁梅代表的是“已经觉醒的女人们”，但觉醒之后的她依然面临着重重考验与挑战：如何在理想坠落后与现实和解、如何坦然接受自己的不完美、如何在挑战原有的“游戏规则”时不被击垮，都是王铁梅面临课题，爱情于她而言并不是必须品。

相比于《好东西》与《我谈的那场恋爱》中核心的女本位与“我”本位叙事，过去几年诸多传统爱情片反复聚焦“伤痛青春”“永恒初恋”“爱情遗憾”等老生常谈的议题，似乎离开轰轰烈烈、起承转合强烈的恋爱便无法诠释爱情二字。但《好东西》与《我谈的那场恋爱》都弱化了爱情的戏剧性，强化了在传统爱情模板下失焦的鲜活个体。

两部影片也让外界看到了当下的确是女性导演更懂女性观众，香港女导演何妙祺在《我谈的那场恋爱》里所展示的爱情的主观性和感性，更符合女性的恋爱观与恋爱体验。而导演邵艺辉在《好东西》中继续深化自身的女性表达：恋爱脑并不是一件可耻的事、对抗既定“游戏规则”的答案不一定是苛求自己成为完美女性等，都是邵艺辉所展示的新思考。

女性叙事与男性叙事共存

邵艺辉上一部作品《爱情神话》中有一个颇为幽默的桥段：李小姐与格洛瑞亚两位女性角色调侃“男导演镜头下固化的女性形象”时，男主角老白回应“我替中国男导演道歉”，老白饰演者徐峥身上的男导演标签让这一幕看似意味深长，但其间隐隐透露出的控诉意味早已消解在了轻拿轻放的对话中。要和解而非对立的创作思路，也延续到了《好东西》中。

影片中，王铁梅前夫、乐队鼓手小马等男性角色，被定义为“已经学习过性别议题的男人们”，前夫张口便是上野千鹤子的经典语录，甚至雄竞时的致命一问都是“你看过几本上野千鹤子”，看似浮夸，但他并不是在虚伪地附和女本位主义。《好东西》的确在传达“女性不需要依附男性”的理念，留给男性角色的镜头也不多，但影片中男性角色绝非工具人。

王铁梅与前夫婚姻破裂，源于前夫最终无法忍受“女主外男主内”的家庭分工模式，在他身上观众可以看到，传统家庭观束缚着女性的同时也规训着男性，在女性社会地位提升且自我意识觉醒的当下，男性要如何适应变化，如何看待自己所处的世界，又要如何在两性关系中寻找到平衡之道，同样是值得思考的议题。

某种程度上，乐队鼓手小马正是“性转版小叶”。成长期母亲的苛刻导致小叶下意识想要通过异性弥补情感缺失，而与父亲决裂的小马则相反，小叶一针见血指出了他喜欢的女性角色都是王铁梅这一类年上成熟女性。虽然男性的故事并未被浓墨重彩书写，但在《好东西》里观众能感受到，在“他们构建的游戏规则”下受到创伤的不止是女性，也包括了男性。

港片《我谈的那场恋爱》为男主李伟祖安排了一个颇具争议的骗子身份。李伟祖在影片中的心境变化很值得探讨，事业上一事无成的他只能加入诈骗集团谋生，假借帅气多金的法国大叔身份俘获余笑琴的芳心后，“自己的一举一动牵动着一个女人的喜怒哀乐”让李伟祖找到了存在的价值，最终，他在这场假戏真做的骗局中找回了良知与初心。

可以说，李伟祖和余笑琴都是失意者，他们的爱情也建立在抱团取暖之上。有人说，“骗子回心转意”是女性叙事中的败笔，但李伟祖的人物塑造是逻辑自洽的，遇到余笑琴之前，李伟祖曾短暂与前女友的父亲相依为命，最后不得不与老人斩断关系时，李伟祖回报了老人给予他的善意，这也为“那场恋爱”的平稳落地埋下了伏笔。

《好东西》与《我谈的那场恋爱》展示给外界的，并非苦大仇深的对抗姿态，而是女本位与“我”本位下矫枉不必过正的创作思路，是女性叙事与男性叙事的相对平等。虽然两部影片中男性角色的权重在降低，但男性形象并不扁平，这也是新型爱情片通往女性观众，同时一定程度上得到男性观众认可的重要前提。

就如脱口秀的舞台上既有杨笠也有付航，每个群体在文娱这个大舞台上都有自己的发声代表，声音都能被听见，才是相对健康相对平衡的。女本位主义下的爱情片同样如此，看见女性也看到男性，才是当下市场更需要的创作。

现实底色带来的新生命力

虽然《我谈的那场恋爱》是香港地区中秋档票房冠军，也被不少影迷视作近年来香港最好的爱情片之一，但目前来看，影片在内地市场的最终票房大概率难以突破千万大关。曾打造出《甜蜜蜜》《倩女幽魂》《花样年华》等经典爱情片的港影，如今在内地还拥有稳定受众群体的仅剩动作片，这是短期内难以扭转的现实。

比导演邵艺辉前作《爱情神话》评分更高、完成度更高、更具灵气、思考更深入的《好东西》豆瓣开分9.1分，目前是2024年豆瓣评分最高的国产电影，外界也普遍期待这部年度佳作能收获超出前作的票房成绩。不过，无论商业表现如何，两部影片都推动了国产爱情片的现实向转型，也为国内爱情片的创作带来了珍贵启示。

近日中国电影家协会联合灯塔研究院发布的《2024中国电影观众变化趋势报告》中提到，截至10月份，2024年购票用户当中女性占比58%，25岁及以上观众占比79%。与曾在国产爱情片中占据主流地位的疼痛式、遗憾式爱情片一同成长起来的女性观众，开始更需要打破“粉红泡泡”的现实向爱情片，《好东西》与《我谈的那场恋爱》正是此类作品。

2021年时香港警方曾公布一组数据：当年1月到10月的统计显示，香港地区共发现了1369起网恋诈骗案，比2020年同期上升超过80%，损失金额高达4.8亿港元，比2020年同期增加2.7倍，这些网恋诈骗受害人85%是女性，年龄介于17岁到70岁。《我谈的那场恋爱》中余笑琴的故事，显然源于现实。

在城市人群心理隔离程度加深，在虚拟交友软件风靡全球的大背景下，《我谈的那场恋爱》站在男女主双向视角，相对完整地呈现了一部分女性选择从网络世界寻求情绪价值的原因，以及诈骗集团是如何一步步编织陷阱诱惑女性上钩的。或许“戏假情真”的设定会弱化影片的现实性，但将“杀猪盘”搬上银幕的《我谈的那场恋爱》，带来的更多是正向价值。

《好东西》覆盖的社会议题更为广泛，女性觉醒、男性思想改变、原生家庭、单亲妈妈、职场女性、教育问题等皆被纳入了影片的讨论范围，也都近乎完美地融入到了影片的宏观叙事中。如今，聚焦大量社会议题的影片很容易陷入“过度消费社会议题”的争议中，但《好东西》在积极、温柔、松弛的叙事基调下，实现了对社会议题的高举轻放。

以片中王铁梅的事业线为例，王铁梅曾是一位非常成功的记者，后来却无奈告别记者生涯，但这并非王铁梅事业的终点，投身新媒体后她依然在坚持自己的新闻理想，也依然在勇敢发声。生活与时代不断前行，唯一不变的只有变化本身，人们能做的便是适应变化并拥抱变化，寻找可以为自己带来平静与幸福的“好东西”，这也是影片的价值落点。

2024年，爱情片几乎被唱衰了一整年，但年末《好东西》与《我谈的那场恋爱》的出现，一定程度上让观众与市场重拾信心。女导演们站上舞台，爱情片也随之进入迭代期，它们短期内或许很难上演票房传奇，但现实底色为爱情片带来的新生命力，已经清晰呈现在大众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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